1935年2月28日，遵义战役打响。红军的作战部署是：红三军团主力在红花岗、老鸦山高地阻敌；红一军团迂回敌人侧后，包抄敌人后路。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第五十九师、九十三师，与红三军团在老鸦山和红花岗展开激战。蒋介石下了死令，为打好这一仗吴奇伟也玩了命。防守老鸦山主峰的是三军团主力部队十团。在敌优势兵力、火力不计伤亡的轮番攻击下，该团损失严重。团长张宗逊负伤，参谋长钟伟剑牺牲，敌五十九师攻占了老鸦山主峰。老鸦山主峰丢失，不仅居高临下威胁十一团红花岗阵地，而且直接威胁遵义城的安全，三军团在连续作战、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已无法调集反击力量。

遵义城出现丢失危险，战局千钧一发！

而此时的林彪，却率红一军团沿着遵义城东南的山脚，迅速绕到敌人侧翼一个山梁上。部队隐蔽集结好之后，林彪坐在一个山峁的突出部，两手举着望远镜，全神贯注地向着南面观察，那里正是敌人后续部队来的方向。据当时和林彪一起观察敌情的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后来回忆：

情况确实是万分严重啊！被包围在新城的敌人看到援军开到之后，突然活跃起来；继续增援的敌人正在不断地涌来；向我三军团攻击之敌正在不断地前进；还加上讨厌的飞机，擦着山头轮番骚扰；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军委，都在城关的附近住着；我们的三军团正在那边浴血抗击。要是我们抗击不利；要是敌人来个内外夹击；要是……，我当时真的不敢再往下想，焦急得象坐在针扎的毡子上一样。

但我看看军团长，他还是稳健地坐在原地方，举在手里的望远镜，好似粘在他的眼睛上。子弹不住地在他身边飞，枪炮声一阵比一阵紧，这些仿佛都与他无关，他只是一动不动地观察着前方。他这时在想什么呢？他在作何打算呢？周围的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好去搅扰他，都集中精力注视着他的神情。

而须臾之间，战局却突然发生了转折，已经得手的吴奇伟部突然失手，占领老鸦山主峰之敌在莫名其妙之间转入防御。

原来此时林彪已经命令一军团从水师坝地区向敌人侧后出击，尖刀一般直插忠庄铺吴奇伟纵队指挥部。林彪作战，极善于捕捉战机。待吴奇伟将全部力量重心都压向老鸦山、红花岗前三军团阵地时，林彪立即命令以逸待劳的一军团一师、二师，迎着公路像两只猛虎一样向敌军指挥部排山倒海般冲杀下去。迫使公路上运动的敌人突然掉头往回跑，敌军整个阵线顷刻发生动摇。

这是遵义战役的关键一刀，一刀就对准了敌人心脏！吴奇伟纵队指挥部周围没有剩下多少部队，林彪这一刀整得他实在是苦。他只有丢下部队，带着身边少数人员狼狈逃窜。占据老鸦山主峰的敌五十九师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发现纵队指挥部突然溜走，料想不妙，于是不敢大动，只得坚守。说是坚守，心劲早已不坚，黄昏时便被三军团打得翻滚下去。在红军的猛打猛扫下，失去了指挥官的敌人沿着来路向乌江狼奔豕突。

看见一、二师的勇士们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冲击力量，向迎面的敌人纵队展开猛攻，战斗的中心很快便起了变化：敌人的飞机、敌人的大炮，以至敌人的全线部署，似乎一下子全都陷入混乱状态。向前看，一军团的部队向敌攻击，势如破竹。向侧后看，原来攻击三军团的敌人溃败下来，乱如黄蜂。这时的刘忠，想到林彪刚才的沉着和冷静，不禁心中自言自语佩服道：“原来林军团长所想的是这样啊！”

他正在回味着军团长的指挥远见时，突然看见林彪提着望远镜，迈着大步走了过来，离老远就喊：“刘忠，你来！”

刘忠连忙跑过去。林彪顺手把望远镜往山坡上一放，从皮包里掏出拍纸本，撕下两片纸，拿出红蓝铅笔，先画了两个箭头，标了一、二师的符号，又画了一根蓝横线，显示出一条乌江，再画出一根红的直线，当着公路。军令内容，就是写在纸上面的一个大大的“追”字。同时，林彪还标示了各师的集合地点，并在下面写了一个“林”字。接着，他又快速画了同样的一张，一起递给刘忠说：“快派人跑步送去，给一、二师首长。”林彪命令：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刘忠回问：追多深？林彪答：可以追出100里。

刘忠拿着两个纸条，飞也似的找通讯员。命令送到了，追击开始了。只听见部队里到处在喊着：“追呀！猛追呀！不顾一切疲劳，把敌人追到乌江里去喝水呀！”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黑夜的降临，一鼓作气向敌人紧追、猛追、穷追。

遵义战役中被打垮的吴奇伟部五十九师、九十三师，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从未败过，这回却被一军团追得全军溃乱、建制崩溃、丧魂落魄。即便逃过乌江的部队，重武器和伙夫担子行军锅灶也一律丢光。吴奇伟过江后，见北岸红军追兵甚急，直逼江岸，不待其余部队过江，便下令斩断了浮桥保险索。1000多名官兵被甩在北岸，做了红军的俘虏。吴奇伟带过乌江两个师，只带回来一个团，这使得他在江边大哭了一场，而红军却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遵义战役的胜利。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1935年3月15日鲁班场战斗进行期间，毛泽东作出了在茅台三渡赤水的决定，军委即命令三军团第十三团侦察连为先头部队，向茅台方向侦察前进，相继占领茅台渡口，然后掩护工兵架设浮桥，以备红军从茅台渡口过赤水河。接到命令，侦察连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立即率队出发，16日拂晓前赶到了茅台。茅台守敌黔军侯汉佑残部听说红军到了长干山，早就于12日率队撤去赤水，只留第七团侯向儒部的一个连驻守茅台。红军先头部队到茅台，首先击溃这个和仁怀县民团督练长徐必成率领的一个民团分队，将徐必成击毙，俘获人枪数十，并迅速控制了茅台镇和赤水河两岸。

茅台镇坐落在寒婆岭的一面坡上，赤水河从山坡下流过，镇上几乎全是低矮的茅棚，居民绝大多数是衣衫褴褛的穷人。侦察连住在镇上山窝里的一家造酒作坊的老板家里。早晨，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和连长韦杰察看了镇内外的地形之后，正走到街上，向几位老人询问镇里的民情，通信员跑来报告：在一家酒窖里，发现了满满一窖茅台酒，司务长请示怎样处置？覃应机和韦杰邀上几位老人，一起赶了过去。

才走到酒房门口，就觉得异香扑鼻。走进房里，灯光之下，但见半人高的大圆缸一个挨一个，满满一屋，少说也有四五十缸，缸盖都密封着，只有靠近门口边的一个酒坛盖子被打开了，酒香就是从那里飘溢出来的。

覃应机和韦杰向老人们了解这家酒房的情况，问哪些是新酒，哪些是陈酒。老人们给他们一一指点。随后他们吩咐连司务长，那一缸原先已经打开了的酒谁也不准喝，把它分给大家，用来擦擦身子，泡泡脚，好松松筋骨。另外新打开一缸陈酒给大家喝，但不能喝醉。喝不完，还可以用水壶装上一些带走，其他的保护起来，不准动。同时，覃应机对司务长说，我们的政策是保护工商业者，拿酒要付钱，你先把我们现有的钱拿出来，不够就打条子。

发现了酒房以后不久，镇上老百姓又引他们找到另外两个酒房。他们像对那家酒房一样也将它们保护起来，并且对替老板看管作坊的人说：“我们买卖公平，你们不要害怕。”

上午吃饭时，炊事班给大伙加了菜。菜香加酒香，吃得十分热闹，会喝酒的喝了，不会喝的也尝了。覃应机和当时都不会喝酒，也都尝了几口。大家你帮我，我帮你，用酒来擦身子，又都泡了泡脚，然后躺下休息了一会。起来时，大家都顿觉神清气爽，腰腿灵便了许多。

下午，渡口的浮桥还未架通，侦察连就奉命先行乘船过河去执行新的侦察任务。临走之前，覃应机交代司务长把那两缸茅台酒移交给后面来的部队。

长征中红军在茅台镇掏钱沽酒的戎马往事，覃应机在五十多年后故地重游时，居然再次亲耳听闻——

1987年9月，覃应机重访茅台镇。仁怀县政协副主席86岁的周梦生老先生陪他前往。周老先生是当地人，红军长征过茅台镇时，周梦生正在仁怀县中枢镇两级小学当校长。由于对红军早有所闻，知道红军保护贫苦百姓，尊重知识分子，因此红军过来时，他没有躲避，一直留在镇上。覃应机问他：“记得部队到茅台时，我们连队住的是一处山窝，那里街一片茅棚，是一家造酒的作坊。周老可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周梦生忙说：“有这个地方，那是当年华家的作坊。那时茅台镇上有三家造酒作坊，除了华家，还有王家和赖家。我们可以去看看。”

到了茅台镇，周梦生引覃应机到了那一处山窝，那里果然是他记忆中的那个地方，只是茅棚没有了，山窝也已被人们填平，盖起了新房屋。房屋门檐上写着“茅酒老窖”四个字。这是现在茅台酒厂的库房。周梦生告诉覃应机：“这里就是当年华家的酒窖，曾经发生过红军沽酒的故事……”说来就有那么巧，这故事的前半段，正是当年覃应机所在侦察连的经历；后半段，是侦察连司务长把酒移交给后续部队以后的事。周梦生说：“后来，这三家酒房的酒陆续给过路的红军沽尽了。红军过去以后，老板回到家来，看到酒房的酒缸都空了，很是伤心，但有人告诉他，缸里有银洋，他忙取了出来，数一数，正好是这缸酒的价钱。老板一缸一缸看去，每一个缸里都有一包银洋，立刻变得又惊又喜，满眼泪花。另两家老板回到家里，房里的酒缸也空了，但他们有的也找到了银洋，有的拿到替他们看管作坊的人交来的光洋和借条。”

周梦生知道覃应机是红军长征中的一员，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覃应机恰恰就是当年沽酒的红军中的一个。当覃应机告诉他的时候，周梦生乐得抓住覃应机的手不放，连说：“幸会！幸会！”

周梦生所讲述的红军茅台沽酒“不差钱”的历史故事，在由长征时担任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干事李志明创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长征诗草》一书中的诗歌《茅台酒》里，也有真实的反映：

没有月亮没有星，踏过沙河爬过山岭，公鸡啼叫天发亮，红军走过茅台镇。

眼发花来头发晕，人在梦里夜行军，想喝一口茅台酒，解解疲劳爽爽心。

茅台酒呀喷喷香，一瓶一瓶摆在窗台上，看着酒瓶心里痒，不敢走近窗台旁。

情愿喝喝凉水清清口，不要为了喝酒失人心，人心有钱也难买，人民的利益记在心。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叶荫庭，1915年生于江西于都，1931年参加红军，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特务团通信员、中央军委警卫营排长、教导师机枪连长等职。建国后，任军参谋长、副军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长征开始时，19岁的叶荫庭刚从红军大学高射机枪训练班结业，担任中央军委警卫营机枪连连长。为了对付经常在空中耀武扬威的敌机，叶荫庭带人自己动手，将4挺汉阳造30节式重机枪，装上硬杂木支架、瞄准镜和测远器等配件，改造成代用高射机枪。

在强渡湘江的激战中，这4挺代用高射机枪初试锋芒，取得击伤敌机一架的战果。可惜的是，这架敌机中弹后，拖着一道长长的黑烟逃掉了。

1935年3月18日，中央纵队在茅台过足酒瘾后，于茅台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行进在茅台镇附近蜿蜒的山路上。这时，敌人已被远远甩在后面，可敌机却紧追不舍。红军部队到达长坝槽时，突然前方传来“滴答答、滴答答”防空警报号声。队伍马上疏散隐蔽到了山路两旁的丛林中。一会儿，3架敌机凌空而至，盘旋一阵后，就开始轰炸，丢下的炸弹像一大群黑老鸦飞坠在山林中，立刻掀起冲天的烟尘。敌机从半空俯冲下来，对红军战士扫射一阵，又急急的冲上天空。待红军队伍集结行进时，又追撵上来射击骚扰。如此反复，气得红军战士牙痒痒的。

更为可恨的是，敌机反复几次之后，欺负红军没有高射炮等重型武器，奈何他不得。为了更为准确的射击红军，飞机飞得又低又矮，机翼掠过连飞行员嚣张的脸都看的一清二楚。这让红军部队中出现了较大的伤亡。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趁着酒兴，纷纷向担任机枪连连长的叶荫庭请战。可是，打不打飞机，事关中央纵队目标暴露与否，按规定，必须要有总参谋部的命令。

这时，警卫营营长杨梅生风风火火地赶到机枪连，向叶荫庭传达了总参谋部命令：“迅速占领阵地，痛击敌机，掩护中央纵队安全前进。”

“是！”叶荫庭迅速观察一下敌机盘旋的航线，指着附近最高的一棵树，命令道，“以这棵树为火力中心，一排两挺‘高射机枪’东西隔25米，二排的两挺‘高射机枪’南北相隔10米，马上作好战斗准备！”

4名射手都是班、排干部。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火力，叶荫庭亲自操起其中的一挺高射机枪。通过“偏偏簧”，叶荫庭看到敌机已进入我预定目标。这时观测员举着测远器喊道：“敌机高度180米，速度70米／秒。”

“打！”叶荫庭在“打”字一出口，就扣动了扳机。

“哗——”4挺代用高射机枪组成了交叉火力网。顷刻间，天空发出了一声刺耳的怪叫，叶荫庭定神一看，真漂亮！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翻滚着向山下栽去，“轰”的一声巨响，茅台镇下腾起一道火光和一团浓烟。

山林中顿起一片欢呼声。另两架敌机见势不妙，夹起尾巴，哀鸣着逃走了。

战士们检点机枪，一共仅放了85发子弹。酒意尚存的战士们兴奋说：“这才叫喝过茅台酒，机枪也能打下飞机来！”

此战开创了长征中我军击落国民党飞机的先河。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代表党中央亲临部队慰问。他说：“你们打得好，打掉了敌机的威风。现在，不再是我们怕敌机，而是敌机怕我们了！你们开创了红军击落敌机的先例，要好好总结经验，向其他部队推广。”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也在1935年4月5日出版的第13期第二版上，以《红军在茅台击落敌机一架》为题，对此事作了特别报道：

捷报，本月18日，蒋敌黑色大飞机一架低空飞至长坝槽，被我警卫营防空排射弹八十五发，击落在茅台附近。

报纸上还配以红军击落飞机的漫画，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红军借着茅台酒兴，打下长征途中第一架敌机后意气风发的喜悦心情。

当年奉命镇守茅台浮桥让主力部队通过的红军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莫文骅，在1980年冬回忆这些往事时，写自由式诗《忆茅台》三首：

一

桥上健儿猛进，军后强敌急追。

神速灵巧绕一回，歼我心机白费。

二

天空铁鸟下蛋（弹），地面尘土纷飞。

解除警报敬一杯，品尝茅台香味。

三

三日护桥惊险，晴天只盼夕晖。

和衣含笑三分醉，来日行军早睡。

该诗后选入《莫文骅诗词选》，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在其中第二首诗里，莫文骅不无兴奋地追忆了当年红军借着茅台酒兴机枪打敌机的峥嵘往事。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率部诈取遵义城。进城后，曾保堂等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查封军阀、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开仓济贫。由于敌人逃跑前曾破坏了电厂，曾保堂便找到了电厂工程师，并动员了一批老工人，在进城的第二天晚上就恢复了供电。受尽国民党黔军军阀侯之担剥削奴役之苦的遵义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厚待百姓，不禁欢天喜地，纷纷庆祝解放。而红军如神兵天降般强渡乌江、智取遵义的胜利，更是在群众中传为美谈。老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成群结队，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有的还满街寻找“水马”，碰到红军就问“水马司令”在哪里。

“没啥子特别，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即使看到了红军，百姓们还是围着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之后，逃到这里的黔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盗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后来红军才知道，原来敌军为了掩盖败绩，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是“水马”帮助过的乌江。

为了迷惑敌人，鼓舞士气，红六团通信主任刘正故意在营长曾保堂的房门上，写上“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九个大字。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盗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保堂拿出一顶钢盔给他们看，他们不满足，非要看水马和盔甲不行。曾保堂故意逗笑说：“水马盔甲是军事秘密，不能看！”可曾保堂走到哪里，他们就围到哪里，说他是“第一水马司令”，能“飞檐走壁”，那么高的遵义城墙一蹦就上来了。曾保堂想，这正好是个宣传群众的机会。于是，他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是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我们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我们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要打的只是王家烈、侯之担这样的军阀恶霸、土豪劣绅。希望大家组织起来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第一水马司令”的话，不时被群众的掌声所打断。

同时，看到部队缺少补给，曾保堂还利用自己是“第一水马司令”，是遵义百姓争相一睹为快的“名人”，做起了生意：把爆米花和糖拌在一起，做成爆米花糕拿到街上去卖。群众吃爆米花糕要泡上开水，曾保堂就顺便把开水也带上一起卖了。另外，还捎带卖白金龙的香烟。于是，在遵义街上出现了“第一水马司令”曾保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和谐场景：他像遵义本地商贩一样担着一个挑子,一头挑开水壶(白铁皮打制的,壶内盛水、壶底灶箱里是燃红的木炭)，一头挑小箩筐，盛着碗瓢和物品，前头还挂四方玻璃灯，奔走于大街小巷叫卖，向过往行人兜售。顾客可用开水冲碗，米花打旋，香气喷鼻，既解渴又冲饥。当时曾保堂的战友们，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曾保堂开水”。

由于“第一水马司令”买卖公平，对人和气，物美价廉，贫富皆宜，因此“曾保堂开水”深受遵义群众的欢迎。这使他的生意越做越有板有眼，越做越有名气，为解决红军的给养，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而在接下来的长征中，“曾保堂开水”这个外号，还闹出了一段笑话。红军撤离遵义后，六团通信主任刘正和宣传队一起打前站，刷红色标语，宣传革命思想。为了缓解部队行军的疲劳，刘主任就故意写下了“曾保堂开水”几个字。部队指战员行军到此，疲劳了，抬头一看到处写着“曾保堂开水”，就都哈哈笑了起来。这个笑话一直在长征路上流传着，成为残酷的战争年代红军指战员们记忆深刻的“开心果”。以至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保堂当年的老战友、原炮兵一位副司令员到山西看他时，还煞有介事的向曾保堂大女儿介绍起这件趣事。

值得一提的是，曾保堂这位长征中的“生意佬”，还于1982年春天，再一次来到遵义。踏上47年战斗过的地方，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不停地到处走到处看，兴致勃勃地寻访了当年的战斗遗址，重温了智取遵义的经过，并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即兴挥笔题字“重游遵义”，为革命圣地留下了珍贵的墨宝。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1935年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一团，经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当晚，红一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一营冒雨分3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安顺场一带大渡河宽100多米，水深流急，高山耸立。在红军到达之前，川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抢占了这一地区，正在构筑工事，凭险防守，情况对红军十分不利。

25日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上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掩护突击队渡河。

突击队分成两批，熊上林带领第一批8人先渡河，孙继先带领第二批8人再渡河。勇士们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勇士们战胜了惊涛骇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了对岸。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便往下甩手榴弹。此时，神炮手赵章成又打出了仅剩的两发炮弹，一一命中敌群。智勇双全的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勇士们击退了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动,它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企图,开拓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和红军北上的道路。在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中,有一位名叫陈万清的遵义籍小战士，他是在遵义会议期间入伍的。

年仅16岁的陈万清,参加红军前靠给地主家放羊为生。1935年1月,陈万清怀着对地主的恨,把羊献给了急需补给的红军，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5年5月25日上午，红军决定由红一团一营二连担负强渡大渡河的任务。由于官兵们都想参加强渡,营长孙继先决定点将。“连长熊上林、排长罗会明,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他一共点了16人。就要出发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亲自前来为勇士们鼓劲﹑壮行。参加强渡的队员们雄赳赳气昂昂地站成两排，身上捆满手榴弹，手中操着机关枪，背后插着大刀。就在这严肃庄重的时刻，突然一阵哭声传来：“哇……呜……我也要去,我就是要去！”队伍里跑出一个小战士。只见他冲到正准备作动员的刘伯承﹑聂荣臻面前,一边哭天抹泪,一边跺脚捶胸。这个小战士就是陈万清,当时是二连通信员。刘伯承﹑聂荣臻等愣了一下,都觉得让这孩子参加这种极有可能有去无回的战斗太不忍心。后来，营长孙继先看陈万清态度十分坚决，还是点头同意了。于是，陈万清马上破涕为笑，飞也似的跑进了队列之中，光荣地成为了强渡大渡河的第17位勇士。

据强渡大渡河时为17勇士壮行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李水清回忆，宣传队从政治部带了18份慰问品：每人一条印着“祝君平安”的白毛巾，一个搪瓷碗。这在艰苦卓绝的长征年代，算是很贵重的奖赏了。李水清将军回忆说，多余的一份慰问品，他发给了既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的营长孙继先。发完奖品后，二连连长熊尚林就带着他们到了渡场，开始了强渡的战斗。

强渡大渡河胜利后，红一军团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战士报》第186期在“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一文中指出：“敌人一营和一连扼守安顺场两岸，被我牲部（长征中红一团的代号——引者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缴花机关一支，步枪数支，俘获数名，开始了渡河第一步”。同时，该期《战士报》还以《牲部强渡大渡河的十七个英雄》为题，介绍了强渡大渡河十七个英雄的名单：“第二连连长熊上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第三班长刘长发，附［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肖汗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长郭世苍，附［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哭”着坚决要求并得以参加的遵义籍小战士陈万清，成为了其中名垂青史的第十七位“强渡大渡河勇士”。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寺巷黔军旅长易少荃的住宅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了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了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据周恩来警卫员说，进入遵义城来，为筹备会议，他忙得连打盹的时间都没有了。

看到周恩来一脸的疲惫，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道：“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说：“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都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毛泽东向周恩来道：“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道：“我看可以吧，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同志已经在遵义了，三军团也不远，用电话通知就行，五军团可以发个报，就是九军团的同志怕赶不来。”他又问张闻天道：“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道：“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⑴

……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类似的回顾：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⑵

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参加中央红军的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⑶

而“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称谓，也是毛泽东于1941年最先“缩短”简称为“遵义会议”的。1941年，为了继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之后，对其“左”倾政治路线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总结和清算，以帮助党内同志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据参与《六大以来》编辑工作、主管档案的裴桐回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括号中“遵义会议”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⑷

又据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对文件的审核是很认真的。他不仅把每篇文献都通读一遍，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如将《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个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这样使人们对文件的内容更加一目了然。⑸

伴随着《六大以来》一书在全党的普及和影响，经毛泽东最先亲笔题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简称“遵义会议”，已深深地扎根到人们心中，越来越焕发出彪炳史册的光芒。

注释：

⑴卢弘著：《解谜李德与长征》第246-24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

⑵《叶永烈采访手记》第596-597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2月第1版。

⑶曲爱国、张从田著：《长征记》第101页，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

⑷《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第12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⑸《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魏国禄，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江背镇来源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战士、班长、传令兵、警卫员、侦察员、特务员、通讯排长。长征途中，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警卫员。建国后担任任军委办公厅招待处处长、总参谋部行政经济管理部专家招待处处长、总参谋部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在其所著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一书中，他记载了周恩来在遵义“反贪”的往事——

1935年1月9日，红军总部进驻遵义，周恩来住进了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即后来的遵义会议会址）。警卫员魏国禄等给周恩来收拾卧室。房里乱糟糟的，家具东倒西歪，让人一看就知道，军阀柏辉章在逃跑的时候，是多么的慌张害怕、狼狈不堪。这里是长征以来首长们第一次住上的好房子，一定要仔细地打扫，让他们住得舒服一点。正忙碌着，忽然有人报告，在灶门口和后墙的小竹林下面发现了不少烟土、银元和火腿，大家便收拾得更仔细了。铺好了被褥，清扫地上的乱纸、杂物。突然，魏国禄发现一个黄澄澄的小圈圈在地上滚动。这是什么呀？警卫员们都是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谁也没见过这东西。魏国禄拣起来，往手指头上套套，竟然戴进去了，觉得实在新鲜，特别的好玩，翻来覆去的看了又看。

回到警卫员住室后，魏国禄拿出来给大家一看，才知道是一枚戒指。有人说是黄铜的，有人说是真金的，警卫员们争论不休。后来，按照范金标的建议，把戒指放在木炭火上烧了半天，再拿出来等凉后擦掉灰土，仍然是黄亮的，大家才相信是真金的了。

第二天清早，魏国禄给周恩来送洗脸水，刚要往回走，突然，周恩来劈头就问魏国禄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魏国禄没有弄清周恩来问这个问题的意思，便满不在乎地说自己当了好几年红军，还能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而周恩来紧接着又问他执行得怎样。

魏国禄还是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心里有些紧张，吞吞吐吐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违反纪律的事。

周恩来指着魏国禄手上的戒指，严肃地质问他从哪里得来的，问他懂不懂打土豪要归公的政策。

这时，魏国禄才恍然大悟，赶紧向周恩来如实说明戒指是昨天晚上打扫房子的时候，在地上拣到的。当时觉得好玩，就戴在手上玩了。

知道事情由来后，周恩来口气温和了下来。他告诉魏国禄：这个房子是军阀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是他家的一切东西，是他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不义之财，应属于贫苦人民！

听周恩来这么一说，魏国禄明白自己违反了纪律。从周恩来住室出来后，他马上去找到指导员，把金戒指交给了公家。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

1935年3月16日，红军在途经仁怀县的梅子坳、寒婆岭等地打败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挺进茅台镇后，经休整准备三渡赤水河。战士们都很疲乏，发现茅台镇酒多，便纷纷用酒擦脸，洗头，洗脚。由于茅台酒能舒筋活血，消炎去肿，战士们顿时感到浑身痛快，解除了长途跋涉的疲乏。正当战士们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被周恩来碰上了。他十分生气，连声批评道：“真是糟踏圣人！”

周恩来为何说“圣人”二字呢？传说东汉末年，曹操主持朝政，一天，尚书侍郎徐邈在家喝酒大醉，正好曹操派人唤他进朝议事，他躲闪不及，就倚仗酒劲儿说：“回禀丞相，臣正与圣人议事，不得功夫。”来人一听“圣人”，便糊里糊涂地复命去了。曹操也糊里糊涂，没有追问下去。事后，徐邈与友人谈起此事时说：“不想‘圣人’二字竟救了我的命。”从此，“圣人”便成了酒的别名。显然，周恩来是借用酒的这个别名批评红军战士。他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这是我们国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贵州茅台酒啊！”接着又给大家讲了有关茅台酒的故事，在场的红军战士无不深受教育。

这时，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的刘伯承赶了过来。他向周恩来报告说：“周副主席!红军渡河便桥已搭好，毛主席和同志们已在小学校里休息，现在先头部队正在渡河，您还有什么指示?”

周恩来掏出怀表看看时间，又抬头望望当午的太阳，然后对刘伯承说：“还有一件重要任务，等待你来完成。”

“重要任务?”刘伯承思忖起来：鲁班场战斗一场恶战，尾随追来的滇军、黔军暂时已被甩掉，渡河的准备工作已经作好，在短暂的休整中红军用茅台酒擦脚疗伤体力已有所恢复，还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呢?于是他回答周恩来：

“你下命令吧。”

“这个命令不好下啊!”周恩来好像有些为难地说。

“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保证完成!”刘伯承表情凝重起来。

“真的?”周恩来看着认真的刘伯承，神秘地一笑，然后侧身喊道，“魏国禄，你把刚才买的酒拿出来，我给伯承一个任务。”

魏国禄捧着一竹筒茅台酒出来，说：“到屋里喝吧，我去炒把黄豆来下酒。”

原来是喝酒的任务！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是爱酒的，能喝酒，有节制，平时不喝酒。到茅台后，繁忙的军务之余，周恩来还专门吩咐有关部门给几家茅台酒的作坊贴了不准擅入的保护告示。

“你看咋喝?”周恩来看着刘伯承。

“客随主便，你说咋喝就咋喝!”

两个土碗抬了起来。周恩来风趣而认真地说：“武松是不喝三碗不过岗，我们也来个不喝三碗茅台不过岗，怎么样?”

刘伯承把土碗往周恩来的酒碗上一碰：“一言为定!”

“来，我们喝。”两人一饮而尽。

刘伯承：“这酒性太烈，不好惹。”

“我喜欢！”周恩来边说边又斟满酒。

“这真是蒋介石给红军的口福啊!” 刘伯承说。

两人一弯脖子一仰脖子，哈哈大笑，第二碗酒又下了肚。

“是啊，”周恩来嚼着黄豆，“蒋委员长以前送枪送炮，现在又给我们增加茅台酒，将来有人写历史，必须写上这一段，否则就没味道了。”他们说话间，魏国禄又倒满了第三碗酒。

就这样，周恩来和刘伯承在谈笑之间，三碗茅台酒下了肚，真有点豪气越赤水，把酒识英雄的意蕴。甩下酒碗的周恩来、刘伯承，立即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当天即从茅台三渡赤水河，再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掉头南下，从数十万敌军及碉堡群间隙中穿插而过，与正在急忙北上的敌军相背而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从这之后，周恩来就与茅台酒结下了不解之缘。而酒量欠佳的刘伯承，据说经过这次“豪饮”，他后来再也没有喝过酒。

上述情况，原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肖明，在1992年1月7日的《贵州日报》上所载的文章《向贵州朋友传递二则信息》中也作了披露：

“1956年周恩来总理到太原，山西省领导同志用汾酒招待周总理，周总理却拿出茅台酒来，说：我请大家喝茅台酒。席间，周总理高兴地向在座的同志们谈起长征路过茅台镇时，他与刘伯承元帅，高举茅台酒发豪言：酒不过三碗不过岗，当时两人真的用吃饭碗痛饮三碗酒。听到这里我立即联想到武松醉酒过景阳岗打虎的故事。自古英雄多善饮，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有着多么豪迈的胸怀，这酒情映照着壮志，酒过三碗而过岗，继续万里征战。”

在该文中，作为一名五十年代在贵州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肖明还充满感情地写道：

“我去茅台酒厂采访过，也写过关于茅台酒的报道，那时没听说到这个故事，今天却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听到。当时就想，我有责任吧这个故事告诉茅台酒厂，茅台酒曾为长征英雄们壮胆送行，这是茅台酒史的光荣一页，应记入茅台酒史册。”

（本文选自作者所著的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版的《遵义会议100“趣”》一书，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