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有几个很值得一提但又常被人忽视的方面，那就是：最初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复杂过程；曾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在党内斗争中一直坚持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的原则；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出周恩来的一生，但却能鲜明地表现出周恩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独特个性。
推求比较，才走上职业革命者之路
周恩来生于1898年。他生活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相继侵略中国使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尽管从1840年林则徐起，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奋起抵抗，可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求生存、救中国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为之奋斗、梦寐以求的目标。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当时中国革命者的结论。
周恩来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最初相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他信仰过军国主义、无生主义、无政府主义，由一个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经过几年的“推求比较”，终于确定了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选定了做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921年3月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党的创建者之一。1922年他发起组织旅欧支部，从那时起他就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为中华崛起读书
周恩来的祖父，活了近60岁，师爷出身，后晋升为知县。但是，他只和二哥在淮安置办了一所房子，没有地产。周恩来的父亲虽说到绍兴学习了三年的师爷，但是学得不好，能力差，没有谋到好差事。祖父去世后，家境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儿女。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出生半岁，小叔叔贻淦病故，为了安慰新婚的婶母，由祖父母做主，深明大义的父母将他过继给贻淦夫妇，由嗣母陈氏抚养。过继为子，从此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干爹干娘。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通晓诗文。她将周恩来视为命根子，精心抚养，精心教育，教周恩来认字、背唐诗，5岁就入私塾上学。嗣母常常给他讲故事、讲历史，周恩来“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
在两个母亲的爱护下，周恩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好静、喜欢学习，开朗、善解人意。丰厚的母爱，过分的仁慈，使他多了份女性的柔韧，少了男性的粗野。
但是他9岁时两个母亲相继去世，他带着两个弟弟和从淮阴回到淮安的八伯八伯母一起生活。八伯是个残废，周恩来是长孙，便成为家中要紧的男子，从小他就得为家中的事操劳，养成很强的责任心。
12岁时周恩来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先后在铁岭、沈阳上学。他后来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时说：“12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得悲剧的下场。（1）当时，东北经济发展很快，已有了铁路和现代工厂。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北的文化和思想各个方面也十分活跃，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1905年，日本、俄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在东北大地上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战争。得胜的是日本，受蹂躏的是中国老百姓。暑假，周恩来随同学到了沈阳南郊沙河南岸的魏家楼子，亲眼目睹了沙俄在村后立下的碑，日本帝国主义在村东头建的塔。这些建筑纪念的是日本、沙俄的战功，却显示了中国的耻辱。
到东北后的所见所闻，使周恩来对民族存亡有了切肤之痛。他关心时事，在沈阳养成读报的习惯，常常看《盛京时报》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书籍。
他从《革命军》中明白了，一个男子汉除了要光宗耀祖，对家庭尽责任、尽义务外，还要对国家尽责任、尽义务；他开始考虑一个革命者应有的精神、胸怀、人格及道德。他由爱母亲、爱家庭，升华到爱祖国。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升华到对祖国的责任心。
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为了个人的前途。”而周恩来与众不同，他站起来大声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
为中华之崛起，这就是他奋斗的志向。这个志向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上述一系列教育才形成的。
当然，如果他的思想仅停留于此不再前进，他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家国青年。正巧这进他的伯父周贻赓由沈阳调到天津工作，他随伯父到天津读书，这就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接触到更先进的思想。
在天津南开中学
天津是北京的门户，是华北工业的发源地和华北经济、文化中心。近代资本主义工业，资产阶级思想、教育都十分发达，可与华东的上海并驾齐驱，这是关外的沈阳所不可比的。而他就读的天津南开中学又是国内第一流的学校，这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
南开中学教学科目，不仅有语文、外语、历史等文科，而且有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周恩来正是在这里受到了全面的近代科学教育。这种教育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是为数不多的。
另外，南开中学的不少课程是请外籍教师用英文讲授，因此周恩来到三年级就可以读英文原著，这为他日后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周恩来较早地接触到马列主义的著作。
当时，南开中学倡导课外活动，鼓励学生组织社团发展。周恩来从小失去母亲，在伯伯等亲友的帮助下成长。这个经历使他认识到：人立足于世界上，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为自己生活，必须依靠公众的扶持，因而“服役之事乃人类所不可免”。于是，16岁的周恩来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敬业乐群”这四个字既表达了周恩来对自己责任的认识，也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看法。敬业，就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地做事；乐群就是为大家服务，团结大家。由于口号明确，组织得好，“敬业乐群会”很快由二十多个人发展到280人，占全校学生的1/3。社团的活动锻炼了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毕业时同学们对他的评价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到南开中学后他更注重自己的品格道德修养。他在《论名誉》等文章中指出，人的名誉是人生第二生命，但勿“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他说：“若夫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日惟名誉之是谋，不遑计及实事，虚声盗世，眩世眩俗，以淆乱风气者，是又名誉之罪人也。”（2）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组织“敬业乐群会”尽的力最大，可是他不当会长，积极推举别人当，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担任副会长、会长。他一生都是这样，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从不争名争利，甘居助手。他的道德修养是有口皆碑、举世公认的，人们称他为“全党楷模”，恰如其分。
他在南开中学还非常关心时事和社会问题。他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几十年后，作家黄宗英向他介绍宝坻县的先进人物邢燕子时，他说：天津是九河之梢，常常发大水，灾民流离失所，流落街头。可见当年老百姓悲惨的生活给周恩来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现实生活逐步使周恩来认识到辛亥革命的不足，他曾在全校的讲演比赛中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当时社会上流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实业与教育相比，教育是根本的。他看到中国贫弱，认为要学习德意志、日本，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
1917年他从南开中学毕业，临别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他怀着这样的理想东渡日本，这年他19岁。
如果说他跟着伯父从东北来到天津是被动的，那么这次到日本则是主动的。他要看看日本是如何富强起来的，他要亲自考察一下“军国主义”、“贤人政治”为何物。他一向认为学习要“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临出国前，他以诗言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表达了他追求真理的决心。
面壁十年图破壁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相继爆发，欧洲革命进入高潮，爱尔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也都爆发了革命。这些革命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知识分子。他们以共鸣、希望的笔调介绍十月革命，公开地发表于报端和刊物上。
1918年4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从《露西亚研究》杂志中看到关于对俄国党派的介绍，还记录了列宁的名字。他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周恩来在日本读了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到苏联采访后写的著名报道《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对十月革命、苏维埃、红军、国内战争的了解远远超过国内青年的了解。1918年8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向西伯利亚进军，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兵力最多时达7.3万人。日本为了筹集军粮，大量征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引发了“米骚动”。暴动从7月23日开始持续到9月17日矿工斗争结束。这次暴动波及日本全国，57天内33个县都发生了暴动。
因放暑假，7月28日周恩来回国，9月6日回到日本，他虽然没有目睹日本暴动的场面，但波及日本全国的这场暴动深深地震动了他的心，使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从此周恩来开始重新认识日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周恩来较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在日本确定信仰共产主义呢？
他家境贫寒，，靠几个叔伯的帮助读完中学。到日本留学，也是靠友人的资助，本想考上官费就可以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用。他在南开中学是学英文的，日文基础差，第一次考试没有录取，心情苦闷。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家信得知八伯父故去的消息，心中悲痛，好像没了知觉一样。他还思念母亲，夜里再读母亲的遗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周恩来还思念爷爷奶奶、母亲，听说他们的棺材暴露在外面，越想越难过，恨不能马上回国，处理好这些事情。思乡之情，长子的责任，再加上独处异国他乡，使周恩来孤寂苦闷，因此他初到日本时相信“无生主义”（佛教名词）。
这时，他重新看了从国内带来的《新青年》，茅塞顿开。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富有责任心的周恩来，从那时起就把家庭的悲剧和国家的贫弱联系在一起，他知道家庭中是社会的缩影，对家庭的责任心自然转化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心。正是这种责任心，使他从对家庭的思念和悲痛之中解脱出来，精神为之一振。
他喜爱的格言是：与有肝胆之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到日本之后，他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事事都用求学的眼光看，留心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以此来了解日本的国情。他亲眼看到军国主义、贤人政治的真实面貌，虽然国家强盛了，但是人民并没有由此过上幸福的、太平的生活，贫富反而更加悬殊，国内矛盾非常激烈。于是他改变了对军国主义的看法，开始摈弃军国主义思想。为了寻找救国的真理，他在日本大量地读书、看报，十分关注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对马列主义学说的介绍以及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新村主义的介绍。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向到过苏联的日本海员了解海参崴的情况，了解苏维埃的情况。
这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打断了他对新思想的探索。北洋政府和日本政府准备签军事协定，北洋政府要出卖国家主权，中日联合出兵苏联，镇压革命。事情泄露后，激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恨，以天下为己任的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现实的斗争转移了他的视线，使他对信仰问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探讨。
有人说他在日本一事无成，其实并非如此。他是没有考上学校，他在日本也没有确定自己的信仰。但是由于东渡前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经过一年半的观察，他已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矛盾，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这个失望不仅仅是对日本的失望，也是对军国主义的失望，甚至也是对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失望，从而也为他日后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后确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周恩来自己说过，他是个“多畏多虑”的人。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由于母亲早逝，父亲在外做事，不能回家。他带着两个弟弟跟八伯、八伯母生活。封建大家庭的规矩非常多，没有钱吃饭也要应酬，否则就被人挑理，在大家族难以立足。应付门面的事就落在10岁孩子的身上。为此，他办事处处小心，因而从小养成多畏多虑、细致入微的办事风格。
环境决定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周恩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对他确定信仰时的影响更为突出。
1919年春天他从日本回国到天津，不久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为天津的学生领袖，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起组织觉悟社，领导学生示威请愿。1922年周恩来向友人谈起自己的转变过程时说：“思想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和周恩来同是觉悟社社友的谌小岑曾告诉笔者：1919年8月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天津学生到北京包围了总统府等地，遭到军警的殴打，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全武行”。第二批学生再次赶到北京，周恩来也参加了，结果又有学生被捕。
“思想颤动于狱中”是指1920年1月，周恩来等21名战友在天津因抵制日货而被捕。在狱中他们组织起来，一起学习、讨论主义等问题。当时对青年影响较大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马列主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会长马骏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周恩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这个活动并不表示周恩来已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多于国内的青年。
周恩来出狱后，为了寻救真理来到欧洲。欧洲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义的发源地，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最发达的地区。1920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法国马赛，次年2月到法国中部的布鲁瓦学习法文，同时做社会调查研究，为天津《益世报》写通讯报道。但是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对主义的选择，并在此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当时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周恩来所到之处映入眼帘的是“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声势浩大；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不同的思想杂然纷陈。马列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十分激烈，各国共产党纷纷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中分裂出来而独立。在斗争中，无政府主义的势力渐渐削弱，而被共产主义所替代，这在无政府主义势力较大的法国更为突出。1920年12月，法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法共成立了“各殖民地民族联合会”，团结组织各殖民地国家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在这个联合会中，活跃着一个越南人阮爱国，他就是后来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的胡志明。
现实生活每日每时都影响着年轻的周恩来，但是他对主义的选择采取了慎重的态度。1921年1月他初到欧洲，给表兄陈式周写信说：“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后来他回忆这时的心态时说：“谈主义，我便心跳。”他对一切主义都采取“推求比较”的态度。周恩来写信给觉悟社的同志说：“我认清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是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指1921年）秋后才定妥我的目标。”（3）
他确定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参加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开展的斗争有关。一场激烈的群众斗争可以迅速地改变人的思想。
周恩来是随勤工俭学学生一起出国的，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勤工俭学学生。第一，他得到南开学校创办的严修及亲友的资助；第二，出国前他已同天津的《益世报》谈好，为《益世报》写通讯报道，有稿费收入。所以他到法国后没有到工厂做工，而是到法国中部学习法语。但是他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心着勤工俭学学生的命运。1921年2月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将他召回巴黎。
勤工俭学运动是191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辉、汪精卫、张继、吴玉章等人发起的，1915年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号召青年到法国半工半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他们想用这种办法为中国培养大批人才。经过几年的酝酿、宣传，这项活动得到进步青年的响应，这些青年大都是参加“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毛泽东在组织学生们赴法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学生以湖南、四川为最多。1919年3月17日首批学生离上海西去，到1921年1月20日，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马赛，前后共20批，有1600余人。周恩来是1920年秋和第15批勤工俭学学生同行。
周恩来到法国之际，法国工厂纷纷倒闭，或只部分开工，大量裁减工人。勤工俭学学生首当其冲。而1920年，又有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涌进法国，这使学生们寻找工作更加不易。勤工俭学学生是依靠华法教育会的借贷求学，华法教育会财务有限，1921年1月底宣布脱卸一切经济上的责任。这个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使数百名失业的靠教育会借贷的学生断了生计。2月28日，由李维汉、李富春、贺果、张昆弟等组织的《世界工学社》发起，400多名学生到大使馆请愿，要求进入即将开学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每人每月400法郎的补助，以4年为限。相持大半天，请愿群众被法国警察驱散，但却迫使其延长了发放救济费的时间。
周恩来闻讯赶到巴黎调查这一事件，并于3月21日写出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通过调查，周恩来认识了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李富春、蔡畅、赵世炎、陈毅等。从此他和勤工俭学的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此时周恩来22岁。
3月，周恩来经觉悟社社友刘清扬的介绍认识了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大学的讲师，曾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在国内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在张申府、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是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是最早的共产党人，是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加入组织后，即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就是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拒款斗争。
6月16日，法国报纸登出北洋政府派朱启钤到法车借款的消息，勤工俭学学生首先反对。6月30日周恩来、赵世炎、袁于贞、李立三、陈毅等300名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召开拒款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冲进使馆。8月13日又召开第二次大会，迫使北洋政府不敢在借款协议上签字。
9月，周恩来又参与领导了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最后失败了，陈毅等100多人被驱逐出境，但是这场斗争却锻炼了年轻的周恩来和勤工俭学学生们。斗争的失败教育了大家：上学都如此困难，实业救国从何谈起，这只是不可实现的幻想。从而使迫切要求进行社会改革，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
在领导勤工俭学运动的同时，周恩来对英国、法国、德国的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做了详细的考察，为《益世报》写了20多万字的报道。通过这些调查研究，他更加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
经过反复“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周恩来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信仰。他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因时制宜。”（4）
1922年3月初，周恩来来到德国，接到邓颖超的来信，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惨遭军阀杀害。战友牺牲的消息使他的意志更加坚定，他在回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定地要为他宣传奔走。”（5）
后来，周恩来领导成立了少年共产党。1922年6月，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的主持下，从德国、法国、比利时三国来的青年，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空地上开会，23个青年人经过激烈、认真的讨论，决定成立少年共产党，并郑重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负责宣传。之后，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从这时起，周恩来不仅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而且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家。
从这个支部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重要的领导干部，其中有3位元帅：朱德、聂荣臻、陈毅，一位总理和4位副总理：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
周恩来担任新中国的总理长达26年，日理万机，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都有他的汗水和心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他的功绩更加凸显，而为世人传颂。他多次出访，足迹遍及欧亚非三大洲。在世界外交舞台上，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各国所接受，成为20世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推进了世界和平事业。他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推进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他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他不仅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注释：
(1)(《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1辑，中共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2）（刘焱主编：《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第41—4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4）（5）（1922年3月周恩来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见《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372——374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7）（《朱德选集》，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9）（《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第327——328页）。
（10）（《周恩来青少年书信集》（下），第31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6页）。
（11）（12）（《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第337页）。
（13）（《周恩来选集 》（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7页）。
（14）（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15）（《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3——84页）。
（16）（《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1——104页）。
（17）（18）（《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42页，第103——104页）。
（19）（20）（《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21）（《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22）采访石泉记录。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5——86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9页）。
（25）（《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76页）。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3页，第138页）。
（2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1——332页）。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原载《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北京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