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极端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我们党从幼稚逐步走向成熟。在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自始至终起了关键作用，为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苦撑危局，果断与“左”倾冒险主义决裂，坚决支持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
周恩来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来由于家道衰落，他作为家中的长孙，少年时就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形成了坚强的责任心。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蹂躏，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激发了他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7月他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党的“六大”他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后又兼任军事部长，1928年“六大”后至1930年春，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1930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到达苏区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粉碎敌人三次“围剿”的作战方针表示赞赏。这段时间，周恩来一方面要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服从王明“左”倾中央的领导，另一方面认识到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和行动是符合实际的，是中国革命的出路，是必须坚持的正确道路，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同博古、李德的思想分歧与对立更加尖锐，触怒了博古、李德，1933年12月，博古、李德把周恩来调回瑞金，实际上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1934年5月，长征的准备工作开始秘密进行，中央书记处成立“三人团”负责筹划长征，博古主管政治，李德主管军事，周恩来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残败，博古已经六神无主，一筹莫展，有些自责愧疚，拿着手枪对着自已比划想自杀，聂荣臻劝道：“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1）李德已经无计可施，丧失了斗志，经常对着人发脾气，这时“三人团”只有周恩来实际担负起了领导中央和红军的重任。惨痛的血的教训和党的历史使命感使周恩来对“左”倾冒险主义深恶痛绝，果断地与“左”倾路线决裂，1934年12月12日，到达湖南通道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通道会议，请毛泽东参加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这是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转兵贵州。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中途退场。会后，中革军委立即发布了向贵州进军的命令。1934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贵州黎平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折入黔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西渡乌江，突入川黔边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认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总结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李德因病没有参会，会后，周恩来把已通过的决定送给李德看，两人发生激烈争吵，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以上两次会议和发生的争吵充分说明，周恩来与李德“左”倾路线已经决裂。
博古、李德听说乌江比湘江险，对渡乌江心有余悸，主张不过乌江，还是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精神，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还专门做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2）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结束了最高“三人团”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不正常状态，恢复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问题，排除了李德对中央重大军事指挥的干扰，避免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覆灭的危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3）这三次重要会议的主持和决策者都是周恩来，他是战略转变的关键者。
二、顾全大局，积极筹备和组织遵义会议的召开
湘江战役以后，如何把三万多军队保存下来，如何带领这支军队走出困境并壮大起来，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周恩来思考的首要问题，他认为毛泽东是具有政治胆魂和卓越军事才能和斗争经验的人，只有毛泽东才能拯救这支军队，必须把遵义会议开好，必须把毛泽东请出来指挥红军，为此，他为会议的筹备和组织作了充分和周密的安排。
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扩大到军团负责人，增加了会议成功的法码，保证了会议开好，使大家对“左”倾错误能够有力进行批判，使力量向毛泽东一边倾斜。周恩来还亲自拟定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参加会议，“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4）
周恩来很注意一些细节，在安排住房时，有意识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据当年李德的翻译、军委警备科科长、中央纵队设营和防空司令王智涛回忆：“进驻遵义前，周恩来交代，号房子时要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将李德、秦邦宪安排得离他们远一点。于是，我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新城古寺巷原黔军一个旅长的住宅，将李德、秦邦宪分别安排在遵义老城两个地主的住宅”（5）这就便于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能够认真讨论和研究好会议相关的内容，做到深思熟虑，准备好会议发言提纲。周恩来还布置参谋人员打扫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公馆，时为作战参谋的吕黎平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关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检查了一遍，表示满意。”“会前，博古、周恩来同志都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6）周恩来将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中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和得失，为准备开会，他通宵达旦地工作。据贺子珍回忆：“第二天，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熬了个通宵”。（7）
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召开，中革军委还专门成立了红军警备司令部，任命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为司令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周恩来亲自安排对遵义城防进行了布置，命令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继续向北前进，占领娄山关、桐梓，控制北面的通道、城池和关隘，红三军团在乌江、懒板凳一带设防，红五军团在尚稽、团溪一带设防，红九军团在湄潭、绥阳一带设防，同时，布置中央军委纵队的作战部队干部团，分布于遵义新、老城主要通道，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遵义会议顺利召开。
三、相忍为党，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四十多万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周恩来采纳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的意见，决定把毛泽东请出来指挥红军。据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同他酝酿要求召开中央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并让他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王稼祥说：“一向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8）聂荣臻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9）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扩大参加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上，博古代表政治局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侧重从客观上为军事失败辩解，力图推卸责任。接着，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副报告，侧重从主观上指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周恩来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作用，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对“三人团”起了分化作用，对博古产生了影响，虽然博古最终仍持保留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战术犯了错误。周恩来的发言批判了“左”倾错误，促进了遵义会议对“左”倾路线的纠正，为其他人的批判开了个好头。随后张闻天、毛泽东等相继发言，批判“左”倾错误及军事路线，对“三人团”产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三人团”的解体。周恩来的报告明确表明支持毛泽东，李德在自已的书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原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10）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请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明确表态，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同时全力举荐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积极支持”（11）这对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起了关键作用。周恩来的鲜明态度，争取了很多同志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周恩来当时在党内威信非常高，并且谦虚诚恳、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体贴同志，加上他天才的协调能力，他的态度争取了很多同志，同“左”倾路线划清了界限，使会议形成了一边倒的格局。
会议做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党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刚结束，1月18日，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帮助者。
对于周恩来的作用，毛泽东是感激和肯定的，据当时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1935年1月底，红军准备渡赤水时，毛泽东对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解决了红军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2）毛泽东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3）
四、无私为党，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起了关键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和领导地位并未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甚至一度产生过怀疑和不理解，也产生过抱怨，另外毛泽东的远见灼识、深谋远虑，有很多人一时是难以理解的，周恩来每一次都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维护了毛泽东的威望和领导地位。
一是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行动。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打了四次败仗，其中两次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准备在宜宾至泸州之间渡过长江，红军刚到邻近四川的习水土城就遭到国民党川军的顽强抵抗，使红军伤亡惨重，红军被迫一渡赤水，摆脱被动，第二次是二渡赤水后的仁怀鲁班场战斗，诱敌出来未果，然后攻打固守之敌，未能攻下敌军的城池，红军也遭受了损失；尤其是土城战斗，红军损失很大，有的人说风凉话了，质疑毛泽东的军事能力。周恩来不以一战一役论成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由于数月的连续作战，迂回穿插，部队非常疲劳，林彪甚至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指挥，写信给中央要求变换领导，撤换毛泽东、朱德，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县郊外的铁厂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批评林彪反对机动作战是错误的，统一了党中央和红军将领的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夺取长征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甘当配角。扎西会议上，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建议，避实就虚，打击弱敌，转战黔北，红军二渡赤水，连续攻打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20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的胜利，极大地提振了红军的士气。然而这次战役的胜利也滋生了一些轻敌的思想，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报送的关于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省金沙县县城）的报告，会上，毛泽东反复分析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并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相抗争，最后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以表决的方式，还是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的驻地，陈说利害，说服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说服了朱德。第二天，周恩来提出重新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高级将领，终于取消了进攻计划。鉴于为了抓住瞬息万变的战机，便于指挥作战，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虽然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确定的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苟坝会议确定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组长，但是周恩来什么都听从毛泽东的意见，主意都是由毛泽东拿，并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在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说，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14）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向中央要权时，张闻天愿意把自己总书记的职位让给张国焘，而毛泽东说不能把总书记的给他，毛泽东考虑后叫周恩来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给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把红军总政委的职位让给了张国焘。
三是周恩来全力贯彻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的特点是统筹全局，着重于战略设计，而周恩来则负责具体组织和政策的执行，在某种意义上，周恩来还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时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回忆说：“我们打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因为了解，他们就能发挥各自的专长。”（15）“每当作战最紧迫、最危急的时刻，周恩来总是身处最前线，临阵决策，发挥着战场指挥官的作用”。（16）
四是协调斡旋，化解矛盾。周恩来善于作不同意见同志的思想工作，化解同志之间的矛盾，达到共识。遵义会议以后的十多天，博古一直闷闷不乐，1935年2月初，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区行军时，途经一个叫鸡呜三省的小村庄时，周恩来到博古住处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周恩来语重心长告诉博古，谈话的大意是：现在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握军权，谁来领导军队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领袖。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另外，我们迟早要和四方面军会师，多年来，张国焘任过政治局常委、军事部长，资格很老，现在能和张国焘相比的只有毛泽东。你没有强烈的领袖欲望，你心地善良，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一年多来，在政治路线上总是压抑自己的见解，唯国际指示是从。。。。。。周恩来的一席谈话，使博古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解开了十多天来的思想疙瘩。第二天，博古把代表权力的几个担子交给了张闻天，实现了博洛权力转换。此后，党中央仍然让博古担任书记处书记，同时还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与“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极大的反差，团结了不同意见的同志共同努力，形成了强大的合力。
正如杨尚昆所说：“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声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7）“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这个历史性作用是无人可以比拟的”。（18）
总之，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对遵义会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他全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他协助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为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为长征的伟大胜利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注释：
（1）（《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4版第185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3）（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6页）。
（4）（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5）（陈松、费侃如著：《走进遵义会议会址》第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
（6）（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
（7）（伍修权：《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8）（《王稼祥谈遵义会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48页）。
（9）（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98页）。
（10）（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25页）。
（11）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84页。
（12）（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回忆。回忆史料》（1）第261页）。
（13）（王行娟：《贺子珍之路》第194页，作家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4）（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周恩来纪念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15）（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3月第2版第314——315页）。
（16）（王永林、徐焰：《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7）（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18）（李海文、费虹寰：<<周恩来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34——135页）。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