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创建红军以来,就毛泽东和朱德下井冈山后戎马倥偬、驰骋疆场的经历来说,湘江血战是濒临的第二次绝境。前一次是1929年2月2日凌晨,下井冈山后到达赣南寻乌县圳下的红四军,突然遭到尾追的敌军偷袭,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包围了。晚睡晚起的毛泽东被惊醒后,由警卫班掩护从后山突围出去。朱德手提冲锋枪,与警卫人员一起掩护部队向外突围。他的夫人伍若兰能打双枪,但在冲杀时腿部中弹,被捕后惨遭杀害,年仅23岁。陈毅往外冲时,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迅即将大衣蒙住敌人脑袋脱了身。毛泽覃负了重伤,但幸运地与陈毅、谭震林、江华、曾志等突围出来。直至傍晚,被打散的队伍才会合聚首。按照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说,这是红军最困苦的时候。当时红军队伍两千多人,“船小好掉头”,经过转战打了几个胜仗,很快走出绝境。
这次湘江血战,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再一次濒临绝境。今后的路怎么走,仗怎么打?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在思索。伍修权回顾长征,赋诗《七律·历史转折》写道:“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这反映了大家的忧虑。对于“奔何处”的问题,中央领导层发生激烈争论。此后,中央一路走,一路开会,讨论红军走向何方和怎样走的路线问题。
一、从通道会议开始的历史转折系列会议
经过惨烈的湘江血战后,为避免强大敌军继续“追剿”,红军不得不进入深山区,翻越老山界,即湘桂交界的越城岭。它山体很大,东西长300多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海拔在2000米以上,为华南第一峰,上山15公里,下山8公里。这是红军从江西出来后经过的第一座难行的高山,山势很陡,群峰林立,人烟稀少,是瑶族聚居区。下山后是湖南,往西走不远是通道。中央领导在这里开始讨论“奔何处”问题。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说:进入湘桂交界处,从老山界开始,中央一路开会,争论愈益激烈。
党的历史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就是这一系列重要会议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揭开历史转折系列会议序幕的通道会议
中央红军在1934年12月中旬到达湘西南边陲的通道县。国民党军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通道的东面和北面诸县构筑碉堡,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去钻。面临五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遭致可能全军覆没的灭顶之灾。这样,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左右召开临时紧急会议。
通道会议的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李德。由于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情绪波动大,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到会,陈述了反对北上湘西去贵州的意见。张闻天、王稼祥在转移途中已被毛泽东说服,完全赞同毛的意见。周恩来早就对李德的指挥不满,也明确表示支持毛。博古虽不再坚持,但也没放弃最终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既定战略方针。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反对进军贵州。会议为了争取博古同意,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而不北上湘西。中革军委12日19时半发出“万万火急”电,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李德看到命令后,要周恩来解释。周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可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14日,中革军委又电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现已西人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该电是照顾博古意见。他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这就是说,通道会议只是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即不在湖南境内立即北上,而是西进贵州后再相机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只解决了“万万火急”要解决的进军路线,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这就是通常说的是战术“转兵”,并非战略“转兵”。
尽管如此,通道会议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否定李德的主张,为毛泽东重新崛起开辟了道路,为遵义会议改组中央奠定了初步基础。
(二)改变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黎平会议
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5日进占黔东南黎平。这里是以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之乡,紧邻湘桂两省,处于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的过渡带。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出席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讨论通道会议未解决的战略发展方向。
黎平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博古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但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建议中央放弃北上计划,向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已不可能。新的根据地应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这个战略决定。
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此前与李德没有争吵过、平时也很少发火的周恩来,这次向李德发了大火,拍得桌子上的马灯跳起来熄灭了。他在延安整风时讲这段历史说:中央的争论在黎平尤其激烈。李德主张折入黔东,是非常错误的。这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与李德的关系渐渐疏远。
黎平会议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批评,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会后还有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朱德、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的命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同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积极活动,调动湘敌,随后向黔境移动,以钳制黔境敌军；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新的进攻,钳制川境敌军,以策应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进军。二是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对红军进行整编,撤销主要由扩红招募新兵组成的第八军团建制,将其并人第五军团；由五军团调回军委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中央的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抛弃“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加强部队作战力量。
这次黎平会议,周恩来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中央领导层的关键人物,如果他的态度不坚决,黎平会议不可能作战略上的“转兵”。黎平会议决定传达后,上上下下都拥护。聂荣臻回忆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迸发。”杨尚昆在回忆录中也说:黎平会议的决定大家听了十分高兴。这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彭老总立刻和我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
2003年3月下旬,我在考察黎平会议时,看到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20年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参加“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发表的讲话。他指出: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当时红军冲出国民党的重围,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黎平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为以后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篇讲话对黎平会议的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坚持北渡乌江,并限制博古、李德军事指挥权的猴场会议 黎平会议结束后,李德仍顽固地坚持错误方针,博古的思想发生反复。1934年除夕下午,中央到达瓮安县猴场镇。部队正忙着准备过了新年后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这时,博古、李德提出不要过乌江去,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个主张立刻遭到强烈反对。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是否执行黎平会议决议问题。这就是猴场会议。
2003年4月上旬,我从贵阳来到瓮安,考察了猴场会议情况。瓮安是因境内有瓮水和重安江两条河,各取一字而得名。猴场会议的猴场,是省内著名的十大乡场之一,赶场日的人流量在2万以上。它的名称不是源于交流“猴子”的集市,而是因为镇子南面有一小山像“猴子”,故称“猴场”。
猴场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出席会议的除有黎平会议的同志外,还有陈云和李德。会上,毛泽东再次发言,继续驳斥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同志再次表示赞同这个意见,并且提出红军应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并且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猴场会议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自博古、李德到中央苏区掌握实权后,党内生活一直不正常。像中央红军突围进行战略转移这样重大的决策,都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过。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事先都未与闻,只是到要出发时才被告之。政治局多数同志对此极端不满,甚至感到愤怒。为了使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博古、李德开始失势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是适时的。它使政治上正确决定的实施,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猴场会议从1934年12月31日之夜开到1935年元旦凌晨,虽然只有一宿,但按历法计算却跨了两年。这一天跨两年的重要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根据猴场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立即强渡乌江。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陡峭高山,江水波涛汹涌,河面宽达200多米,窄处虽数十米,但水深流急,漩涡翻滚,素有“乌江天险”之称。国民党军的乌江防线长达100公里,占领了全部大小渡口。守军夸口称:共军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但是,红军抢占了三个渡口,组织突击队在深夜乘数十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至6日,三路红军全部渡过江去,向遵义进发。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3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