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应该说，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观点是一贯的，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学术界几十年来对这个问题也并无多大争议。但是，近些年来，也有人提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马上担任中共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党的“总负责人”是张闻天。对党史上的任何一个问题，作学术探讨是可以的。但如果想借此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则不是历史研究应有的一种科学态度。
事实从来都是最好的老师。为了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本文还是从重温历史开始。一是重温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二是重温当年遵义会议的亲历者对这个问题的叙说；三是在重温历史基础上简要谈谈笔者对这个问题的几点看法。
一、党的文献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目前，笔者查到的最早涉及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关系的文献，是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有这么一句话：“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九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这句话，实际上表明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而且是“为首的”。这种观点，在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确认。《决议》有一段话专门论述遵义会议，指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同于一般的文献，它是我们党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作出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是正式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后，在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问题上，都遵循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精神。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
1996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举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2006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讲了两个“确立”，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话谈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时，讲了两个“确立”、一个“开始形成”，讲得非常全面，非常到位。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在本文开头已经引述，这里不再重复。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重要的党史类著作中，在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问题上，也都遵循了《历史决议》的精神。
胡绳主编、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是这么说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有两处谈到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关系。一处是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一处是总结红军长征时说：“长征的胜利是在遵义会议后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
通过以上对党的重要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对“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一重要事实，自遵义会议以来，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述有所差异，但基本精神和基本结论是一贯的，从未改变。
二、遵义会议亲历者对这个问题的叙说
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张闻天等，都是遵义会议以及长征的亲历者，他们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有亲身认知和感受，在很多场合谈到这个问题。这里，择其要作些摘录引证。
周恩来多次谈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60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作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报告时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原因是“这个时期（1935－1943年），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1972年6月10日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谈党的历史教训时，对这个问题谈得最集中、最透彻。他说：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三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邓小平更是多次谈到“从遵义会议开始，我们党树立了以毛主席为中心的领导。”1965年6月，邓小平说：“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虽然“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但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
负责给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的陈云也多次谈及遵义会议对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问题。1935年10月，陈云给共产国际汇报时说：遵义会议，“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1977年9月，陈云说：“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实际上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1982年12月28日，陈云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征求意见稿）》有关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是否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是否设有总书记职务等问题作书面答复时指出：“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补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内在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的回忆。1941年1月，张闻天在他自己写的《自我小传》中说到：“遵义会议前至遵义会议，我同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等在一起反对了中央内部另一部分同志（以博古同志为首）的错误领导，并取得了胜利。此后，我即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内工作，直到如今。”1943年12月张闻天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除上述会议亲历者外，还有许多长征中担任高级指挥员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也谈到这个问题。比如，王首道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时回忆说：张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知道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王稼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以上回忆表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这段历史亲历者的一个共识。
三、我对这个问题的几点看法
通过党的重要文献和亲历者回忆的梳理，对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问题，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历史结论是一以贯之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们应该毫不动摇地坚持
我们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所起的实际作用，是指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共核心领导之后，他的主张，他的意见，他对战争的指挥，在党中央处于主导地位。以下几方面的事实表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所起的作用是最主要和最关键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一是，当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最中心、最主要的是军事领导，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决策核心，就是因为他具有他人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军事领导才能。遵义会议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红军急需扭转和摆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一败再败的绝境。这也是遵义会议为什么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的原因所在。毛泽东本来是被“左”倾路线排挤、打击的对象，能够增补他为政治局常委，这背后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认同。因此才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的集中批判，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战略战术的重新肯定。广大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在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的领导下，取得过辉煌的胜利。
二是，在常委分工中，毛泽东虽然处于“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周恩来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红军的行动和作战指挥，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来部署的，毛泽东实际上起到了主要决策人的作用。这一点，遵义会议亲历者、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邓小平非常清楚。1981年，在起草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起草组曾写成“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在审阅时，把“实际上”三个字删掉了。邓小平说：这个事情我最清楚，还是把“实际上”三个字勾掉好。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行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三是，中央红军能够转危为安，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主要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在毛泽东被排挤在中央决策核心之外时，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中央红军一路被动挨打，几乎陷于绝境。自从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核心，从1935年1月下旬到5月上旬，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迅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主要领导作用。以上三个方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
第二，对毛泽东当时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要作历史分析，不能因此而简单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事实
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为5人，即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又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作为党内“总负责人”。这就是说，当时党内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的“总负责人”则是张闻天。这也确实是事实。有人提出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正是以此为理由。毛泽东当时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怎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呢？这种质疑，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不然。这其中，实际上存在一个如何看待毛泽东当时为什么没有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的问题。
首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主要是根据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而不是根据毛泽东名义上是否担任最高领导人来判断的。名义上没有担任中共和红军最高领导职务，不妨碍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中发挥主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名义上虽然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在中央决策层发挥的作用显然不能同毛泽东相比。
其次，对毛泽东当时名义上没能担任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一是要看到，当时，毛泽东在红军指战员中事实上已经成为党和红军最高领导的首要人选。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得到多数人的拥护。遵义会议后，很多同志包括周恩来都提出，要毛泽东接替博古。是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让张闻天来接替。这一点，有很多亲历者的回忆。杨尚昆回忆说：“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周恩来回忆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二是要看到，毛泽东不担任党和红军最高领导职务，有毛泽东自己的深层考虑和良苦用心。这种考虑和用心，当时很多同志都体会到了。陈云在回忆长征时曾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策略是什么呢？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都有谈到。周恩来说：毛主席说服大家，硬是让洛甫做党的负责人，“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最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邓小平说：“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张闻天自己说：“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毛泽东推举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人”，更为主要的考虑是，在毛泽东看来，以过去支持过错误路线、后来醒悟过来的人来反对错误路线、执行正确路线，更有说服力，可以教育更多的人，可以少翻“筋斗”。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七大上作《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的报告时，把这种做法当作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加以阐述。他说：我们党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现在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委员会主要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全会选举的。六中全会也选了三位。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还举六届六中全会的例子，说：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
以上，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自己不担任而推举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考虑和用心，说得非常明白了。
第三，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从实际发挥主要领导作用到组织形式的体现和确认，确实经历了一个过程。但不能因此而否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事实。遵义会议是标志，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军事领导来说，毛泽东从实际上的领导者到组织正式的确认，确实经过了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及其后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在名义上并没有马上成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1935年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会分工等问题，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确认常委新的分工，毛泽东仍旧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事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会议还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军事领导人，在组织形式上得到确认。至于在名分上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则更要晚一点。即使在1938年10月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的意见，张闻天也主动把工作向毛泽东移交，但毛泽东也并没有急于对中央领导层进行调整。因为名分上是不是最高领导人，不会影响毛泽东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直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和体制上得到确认。以上过程也充分说明，名分和形式并不妨碍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中起主要领导作用。因此，当然也就不能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名分上没有正式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来否认遵义会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这一基本事实。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还应当从遵义会议的标志性来理解。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标志性的。就像我们看待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意义一样，这个伟大转折也不是说就在遵义会议上实现的，而是经过一系列会议实现的，也经历了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作了重要准备；遵义会议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的成果。但是，遵义会议是实现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中具有标志性的会议，是转折点。对于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同样是标志性的转折点。以这样的视野来观照，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的历史结论，是科学的。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原载《苏区研究》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