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朱德率领红军总部胜利抵达陕北，受到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充分肯定了朱德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一、留下来，跟着他们，不管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中央红军1935年6月在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广大指战员无不感到十分兴奋。但这种局面很快被张国焘同中央闹对立所打破，给会师后的红军前景投下阴影。
从两河口会议到沙窝会议期间，张国焘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党中央发难。党中央坚持原则，对他进行正确引导、规劝和委以红军总政委之职。张国焘的虚荣心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以后，勉强同意中央北上方针。为使红军迅速北上，中革军委决定把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将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组成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去左路军；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编组后，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来到红四方面军集结地卓克基，于1935年8月15日和张国焘一道率左路军向阿坝地区推进。
张国焘对整个革命形势的估计与中央存在着根本分歧，因此，他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一直保持着距离。尽管他勉强随军跟进，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南下川康”计划，并寻机制造借口率军南返。当左路军按中央指示，从阿坝出草地向巴西、班佑进发，向右路军靠拢的行进途中，部队来到噶曲河边，因刚下过一场雨，河水略有上涨，张国焘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向中央发报谎称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了河，借故不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
朱德来到河边勘察，他让警卫人员骑马往返趟河，河水最深处只齐马肚，证明部队完全可以过河。朱德多次提出部队应过河北上，张国焘就是不允许。张国焘非常清楚，只要部队涉过噶曲河，只需三天左右的路程就与中央会合了。那时，他再要南下就不可能了，他不顾中央一再催促，不准左路军过河北上，还发电“要右路军和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中央”。中央以紧急的情况下，决定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并一再电示张国焘等跟进。
张国焘哪里肯听中央指示？他还把中央为摆脱他的危害说成是“逃跑”。张国焘强行把部队拉回阿坝，同时命令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停止北上，原路南返。
中央北上了，张国焘要把部队向南带，朱德怎么办？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曾经历了多少坎坷和艰难，但还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本来，中央自撤出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好不容易才有了遵义会议给党和红军带来胜利的转机，实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更加大了胜利的希望。可两大红军主力会合仅三个月，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会师后作为支援红四方面军的一批优秀军政工作人员。不能扔下这支军队不管，更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朱德只有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他们，不管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回到党的正常路线上来。
二、忍辱负重，始终把矛盾限制在党内斗争的范围，团结红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作斗争
张国焘把部队拉回阿坝后，公开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并对朱德进行残酷斗争和迫害。他先是指派人找朱德“谈话”，要朱德写文章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遭到朱德的严词拒绝，继而张国焘又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部分人员会议对朱德进行围攻。会议在格尔登寺大殿内举行。会场外面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在会上首先把中央大骂一通，然后大肆鼓吹南下。他讥讽党中央对他南下“不能到四川去……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的严正警告，说什么只有南下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提出“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口号。为了推行他的“川康计划”，张国焘还宣布要对不愿执行南下计划的人执行纪律，也不准对他的南下方针提不同意见。
张国焘讲话后，一些人跟着起哄。他们逼迫朱德当场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要他“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挨着刘伯承就坐，不管会场气氛怎样紧张吵嚷，他都坦然自若，埋着看书，一言不发。张国焘的追随者恼了，对朱德进行人身攻击，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有的人还叫喊“不让他当总司令”。朱德不予理睬。
这时，张国焘阴阳怪气地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
有人打断朱德的讲话，冲着他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看到这些人蛮横地攻击朱德，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来，那些人又把目标对准刘伯承，但他和朱德一样，鲜明地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后来，康克清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张国焘在阿坝围攻朱德后，于1935年10月初，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未同中央北上的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集结。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宣布成立他的“临时中央”，完成了他彻底分裂党和红军的最后一步，也把朱德推到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会场设在白莎喇嘛庙里。张国焘主持会议，他把中央骂得一塌糊涂，说什么中央“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陕北”之后，说中央已经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他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宣布了他组成“临时中央”的名单。他还决定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的党籍。
张国焘突如其来的反党行为，使与会者大吃一惊，“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支持经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炮’”，更出乎朱德的意料，张国焘竟安排了一名对中央领导有意见的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干部讲得很激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会场为之哗然，与会者你一言我一语。整个会场充满了对中央的责备和埋怨之声。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朱德不支持张国焘分裂党，也不当他那个“临时中央”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严正表示：“我按党的规矩，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朱德和刘伯承住在一起，犹如软禁一样。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后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更令朱德放心不下的是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指战员们，他们中间有的人有急躁情绪，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还说，如果张国焘阻拦，就和他干。这时，传来了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被张国焘秘密毒死的消息，原因是胡底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朱德为那些像胡底一样有正义感但缺乏斗争策略的同志非常忧虑和担心。
张国焘把刘伯承从朱德身边调开，弄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又把朱德派到前方部队去。这对朱德来讲，反倒有了接触部队的机会。他深入部队去看望指战员们，耐心教育他们要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教育他们主动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他指出，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少数几个人。朱德教育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学习，说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是革命的。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如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等。他对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说，你们也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朱德提醒那些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胡底被张国焘毒死以后，朱德找来红军总部三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他说，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结果张国焘把他陷害死了。朱德还从张国焘手中救出了不少险些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红一方面军的同志。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任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他被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被杀害，立刻站起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不料，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使彭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几个掉队人员，硬说他们是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却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他，朱德立即上前制止，一场悲剧得以避免。被抓的二十几个人也回到了五军团。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张国焘迫害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等。
在朱德的教育下，一方面军的同志提高了同张国焘斗争的艺术，一些处境很艰难的同志也平安度过了艰难的岁月，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也维系得好。
三、积极行使总司令职权，团结二、六军团，同张国焘作斗争，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合党中央
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朱德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斗争。徐向前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有过很好的记述。他说：“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北上到了陕北的党中央，一直惦记着张国焘带向南去的红军指战员。毛泽东主席曾在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记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的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汇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尽管张国焘犯了分裂党自立“中央”的严重错误，党中央从全局着眼，一直对他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对他仍留有余地。
朱德一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一面着眼整个部队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该打开战局。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他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此，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在军事行动方面，他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他要求各级指战员根据川军的特点，研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朱德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
在军事上有朱德、徐向前等的正确指挥，从战术战役上讲，南下的红军也确实打了一些胜仗，但正如张国焘提出“南下计划”之初，中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下是白白牺牲生命”，“南下是绝路”一样。11月中旬，终于在川西百丈关与敌优势兵力相遇。双方展开阵地战，血战七天七夜，虽消灭了敌人一万五千余人，但红军也损失近万人，被迫撤出战斗。
百丈关一仗是张国焘“南下计划”的彻底破灭。南下之初，全军八万余人，而今只剩四万余人。张国焘犹如跌进了深渊，心慌意乱起来，当初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种盛气凌人的派头也消失了许多。
与此相反的是中央北上打了大胜仗，直罗镇一仗消灭敌人一个师。消息传来，在刚刚吃了败仗的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北上的胜利与南下的碰壁，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南下方针”由怀疑、窃窃私语，到公开喊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应该北上才对”。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张国焘已成孤家寡人。
百丈关失利以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向康定、炉霍、道孚地区转移。曾一度支持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人，这时也开始动摇了。朱德抓紧时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说：“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
当中央传来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共产国际同意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消息时，对张国焘更是当头一棒，他开始有了否定自己“南下方针”的意愿，表现出了“急谋党内统一”愿意北上的迹象。来到康北高原的红四方面军，准备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传来了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为了团结更大的力量促使张国焘北上，朱德决定改变不在康北停留的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策应和迎接二、六军团，会合后一同北上。
南下碰壁，红四方面军全军上下要求北上的呼声日高，共产国际肯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中央对张国焘一再的批评，令其回头，朱德坚持不懈地帮助，摆在张国焘面前只有一个选择：北上。因此，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在炉霍被迫宣布取消他的“中央”。
当二、六军团在萧克、王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胜利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朱德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要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
张国焘的“北上”，出于被迫，并不是真心要去陕北与党中央会合，就在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他还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制造混乱，散布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使会师后的部队顺利北上，朱德同任弼时、贺龙商量部队的行动方案，防止张国焘的控制。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遵照中央命令，组编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二、四方面军在朱德的率领下，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北上，最终与党中央会合。当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同党中央会合时，便本文开始引述的那样的动人场面。朱德对张国焘的斗争，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宣告了党和红军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胜利。朱德为此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朱德在发言中只字未提自己个人所受的侮辱和委屈。他说：“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在肃反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把革命同志当成反革命，错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也没有整个作战计划。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对中央极不尊重。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碉（脚木足）会议，他进行了不少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后来他过不了黄河，才转而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来，朱德在与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谈到他们共同渡过的那段艰难历程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朱德这种既坚持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决裂的做法，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前提下，不计个人荣辱，始终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党史》杂志总编辑，原载《四川党史》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