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有“红军之父”美誉的朱德，一向被党内外、军内外尊称为“朱老总”。他虽然贵为三军总司令，却性情温和、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从不吹胡子瞪眼训人。然而，他在长征中却几度怒不可遏、拍案而起。
遵义会议上，声色俱厉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
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方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创建了地跨赣南、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对根据地的四次“围剿”。创造了“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的、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奇事。可是，随着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入主中革军委，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轻易地就把红一方面军削弱了，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断送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在无法收拾第五次反“围剿”败局的情况下，率领红一方面军8万多将士告别苏区，踏上长征路。
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朱德，怎能不痛心疾首。虽然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乃至反对的意见，虽然他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还亲自指挥取得温坊大捷，但都无法挽狂澜于既倒。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突击入伍的新兵不能打仗，又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至湘江血战后，出发时的8万多红军将士已降至3万左右。攻占通道县城后，眼看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就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而全军覆没。在这关系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主张。朱德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实施正确的指挥，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然而，即使到了这一步，博古、李德仍然执迷不悟，朱德焉能不忧心如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所作的主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被会议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代表毛泽东、王稼祥作的“反报告”，矛头直指李德和博古，认为他们应当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突围西征中的失利承担责任。毛泽东和王稼祥先后发言，批评了博古、李德所制定和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及其表现。
朱德以谦虚稳定的惯有作风，端坐着静听大家的报告或发言。在上述同志讲过后，他发言了。他先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然后回过头来语气沉重地对李德说：“在你们有的人眼里，我是个旧军人，所以我一向特别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对于你这位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还是军事学院科班出身的，我是真当作无产阶级军事专家看的。但是天长日久，我越来越感到，你的那一套在我们红军、在苏区和中国，并不适合，很不对头。好多同志，例如周恩来、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提过很好的建议，可是你一句也听不进去。正像王稼祥同志所说，全是徒然的。而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
讲到这里，朱德变得声色俱厉起来。他强烈要求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朱德这番异乎寻常的发言，让博古、李德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屁股如坐针毡。其他的与会者、特别是红军高级将领们听了，则郁气大舒，畅快得很。是啊，一年多来，红军受“红都太上皇”瞎指挥，打了多少憋气、窝囊仗，遭了多少罪啊！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密切配合，指挥3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捉迷藏。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了。26年来，朱德以这样的诗句讴歌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作飞扬。
乌江边，怒斥干部团拆了浮桥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急令薛岳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区进逼。红军遂放弃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打算，改为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谋发展。从1935年1月下旬到3月的近两个月里，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敌人转悠得头昏脑涨、筋疲力尽。红军旋又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朱德在这段日子，几次亲临前线，化验为夷。
土城战斗时，因情报有误，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凭借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就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而战。在这个危急关头，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危险的想法，毛泽东当然不会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朗声说：“得啰，老伙计，不要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朱德说服了毛泽东，便和刘伯承一起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红军指战员倍受鼓舞，更加勇猛杀敌，顶住了川军的多次冲锋。毛泽东又命红一军团回援，命令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指挥干部团抢占有利地形反击，终于打退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当晚，红军主动撤出土城战斗，准备西渡赤水。
南渡乌江时，由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率领的军委纵队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革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然而，当他们回到宿营地，在场的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知道此事后，都十分焦急，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的批评。朱德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达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他指示陈赓和宋任穷：“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上7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40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新又架起，等候九军团的到来。可是，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红军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革军委的联系。后来，九军团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
拆桥挨批这件事，在宋任穷的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50多年后，他还感慨万千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
朱德爱兵如子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就在红军过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时，他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太慢，难免贻误战机。便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哪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他过桥时，还亲自把两块离开了的桥板合拢起来。他的言行，给红军指战员增添了智慧和勇气，使之从容镇定地顺利过了这座只有13根铁索构成的桥。
坚持北上，愤然批驳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和无耻谣言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翻过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两大主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这使广大指战员十分兴奋。两河口会议确定两军会合后，应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会上，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为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还诚恳地同张国焘作彻夜长谈。可是，张国焘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马，强过红一方面军的3万官兵，个人野心急速膨胀，要与党中央分庭抗礼，乃至发展到自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朱德因此度过了他一生中心情最为沉重，也最为愤慨的一段日子。
1935年8月，中革军委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红五、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司令部率领，辖红一、三、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一部和红军大学。由此朱德开始了同张国焘长达一年多的艰难共事。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改为以主力经班佑向夏河急进。即一、四方面军主力均走右路。为此，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8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一带等候左路军的到来。然而，已率部进入草地的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决定，也罔顾朱德和刘伯承的意见，不肯向右路军靠拢，反而要南返阿坝。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张国焘要朱德同意南下，朱德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张国焘竟一意孤行，不顾中央的再三命令和规劝，坚持他的南下主张。9月12日，张国焘亲拟致红一、三军领导人电，要已到俄界的他们“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朱德断然拒绝了张国焘要他在这个电报上签字的要求。
折回阿坝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围攻朱德。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被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逼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路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张国焘及其追随者面对朱德的凛然正气，虽然理屈词穷，却仍不甘心，继续以各种会议对他施压，甚至谩骂他是“老糊涂”、“老顽固”、“老右倾”。朱德沉着应对，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直至张国焘造谣中伤党中央和毛泽东，他才又一次拍案而起。
张国焘等在一次会上造谣说：“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驳斥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直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南下过程中，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备受磨难，百丈之役更是伤亡近万人。他们从挫折和失败中，从朱德的耐心说服教育中，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进而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
朱德后来还同张国焘自立“中央”的错误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又在两大主力军共同北上途中，挫败了张国焘以摞挑子相要挟的会俩。那是9月中旬，在红军总部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正讨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时，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这真应了“死了张屠户，不吃浑毛猪”的老话。张国焘只好回过头来，放弃自己的意见，同意北上。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原载《中华魂》200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