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采取的战略转移——长征，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在历时两年（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的长征中， 中国共产党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保存了革命力量，纠正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继而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正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维护了党的高度统一。这一时期，中共坚持宣传抗日并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
在这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中，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朱德，亲历了长征的完整过程。从领导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会宁实现三大主力的会师，朱德始终指挥并鼓舞着全军将士奋勇向前，对于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凡贡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朱德在长征中的作用评价道：“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本文就拟对朱德在长征期间的主要贡献概而述之。
一、总揽全局，居中调度
长征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另谋根据地以求发展，因而军团之间的协同作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在军团战略部署和协调突破方面审时度势，有序调度，促成了红军突围和进军的胜利。
1934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与红军总部开始从瑞金转移，人数达八万六千余人。13日，朱德对各军团进行了任务安排，指令红五军团“立即进行兴国城市区及其以北的坚壁清野工作，并加紧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同时要求中央军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转移。15日，他致电红七军团，命令他们立即派数小组便衣侦察队，分途联络失联部队，并对部队进行整理和补充。此后，他又多次致电各军团首长进行反“围剿”的战略安排，要求他们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对于军事的整体安排、各军团的失误，朱德等人也进行了统筹兼顾。在突破国民党第二次封锁线时，担任掩护任务的林彪不顾大局，私自改变行军路线，使红军总部直面国民党军队的威胁，朱德致电林彪勒令其占领沿线制高点，这才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11月10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批评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在发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的电报中。他表示“因一、九军团不得已情况下转经延寿西进，以致使通过封锁线的时间延长数日”，因此不得不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他认为三军团的任务是“保证野战军全部通过封锁线”，故“三军团主要的力量应在宜章方向，必要则将炮兵及四师之一部使用在宜章方向”，并要求三军团应在政治工作上及部队指挥上帮助八军团。正因为朱德等人的协调部署，灵活指挥使各军团任务明晰，11月15日红三军团第六师迅速占领宜章城，至此，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
长征期间，朱德还拥护了正确军事主张，消除了党内错误路线的指导。朱德对于博、李等人的“左”倾错误早就有清晰的认识，并提出过质疑和规劝。1933年11月中旬，博、李二人从瑞金赶到作战前线，朱德向他德介绍红军作战的传统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不以为然。此后朱德又多次致电彭德怀、林彪等各军团首长，要求他们避免与国民党的优势兵力作战，充分发挥红军游击战的优势，并多次撰文重申红军对敌运动战、速决战、各个击破的优势。但在“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下，中央要求方面军首长对“一切命令必须服从”，军事行动“决须根据军委意图”，这致使红军的努力多是苦干无果，丢城弃地。
长征之初，中央红军处于“左”倾军事路线的指导之下，但在转移过程中，博古、李德等人转而采取了惊慌失措的“避战主义”。红军的主动转移变成了被动逃跑。作战部队因承担的多是搬家式的行动和掩护任务，难以放手作战，这就使得艰难的突围战役更加雪上加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从国民党重兵阻拦红军北上，难以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改向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朱德首先表示同意这一意见。接着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也表示了赞成，朱德还在会上提议将刘伯承从五军团调回军委并恢复其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以便增强中央红军的指挥力量，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但由于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最终决定在行军路线上作出适当调整，先西进贵州，尔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博、李固执程度可见一斑，这也正显示出朱德对错误路线首先发难的弥足珍贵。在其后贵州的黎平会议和乌江南岸的猴场会议上，博古、李德仍然坚持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决定红军何处去留的这一重大问题上，朱德都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上，朱德继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改变错误领导，认为“如果再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6]，此次会议最终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决策。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方针。会上，朱德对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埋怨尽走“弓背路”给予严肃批评，并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赞成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指出在危急情况下，由于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克服右倾情绪，并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因朱德军事能力强，又常年处于反“围剿“作战一线，因而他的发言更具有影响和说服力。他以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身份，旗帜鲜明地反对错误领导、支持毛泽东，这对于确立和维护正确的军事路线功不可没。
二、抵制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长征期间，朱德对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坚决抵制，对于党的团结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的来说就是张驰有度，原则性和策略性并举，把党的团结放在第一位。
朱德在抵制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上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于他的原则性态度。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自行组织会议，批评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北上是分裂逃跑，还对支持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进行围攻。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错误作了坚决斗争。朱德在会上一再表示：“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10月15日，张国焘故伎重演，再次擅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办法，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朱德表示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并劝导大家在如此关键时期要团结一致。12月5日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等，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对此，朱德再次表态，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一再规劝，要求张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朱德以自身的威望和行动，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起到了有力的制约作用。
其次，是朱德在此问题上的策略决择，对于左路军中不满张国焘提出要单独北上的将士，朱德反复耐心地教育他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掌握正确的斗争策略，要顾全大局，维护红军的团结，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一再致电陕北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坚持分裂的立场，要在陕北的中共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交称“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1月23日，朱德就张国焘一事致电张闻天，表示现值革命新的高涨，党内急需谋统一，为避免对外不一致，“提议暂时此处以南方局，兄处以北方局名义行使职权，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统一领导。”这是一、四方面军分离后，朱德单独给中共中央发的第二封电报，是代表四方面军主张在张国焘放弃自立“中央”的同时，“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的意见提出的具有过渡性的策略。其后，陕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完全赞同，张国焘看到了台阶下，也表示同意。
朱德基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因势利导，使激化的矛盾逐步缓解，其后张国焘又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这最大限度的保持了党的团结稳定。此后张国焘在北上会合中央红军的途中多次动摇，朱德一方面坚决反对，一方面不露声色采取行动，他将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安排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目的是加强制约张国焘的力量，同时安排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也是为了从外面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
三、朱德是红军战士的精神力量
红军万里长征的对手，不只是国民党军队，也不仅为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主义，还有行军途中恶劣的自然环境，需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这就要求红军有百折不挠的意志，而朱德就以自己的强烈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起到了艰苦卓绝的表率作用，鼓舞着全军乐观、勇敢前行。正如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斯曾在《续西行漫记》中对朱德的描述一样：“毛泽东是红军中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则代表火热的战斗意志，使红军战斗不息。”
1935年1月28日晨，红三、五军团向土城东北青杠坡向敌郭勋祺部发起猛攻，激战多时无果，红五军团阵地被敌攻破，敌军后援不断涌来，红军背水作战，形势危急，朱德和刘伯承赶到前沿阵地作战。由于敌后续部队又不断增援，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决定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阻击，掩护全军渡河。第二天，朱德依旧在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四团阵地指挥作战，直到全军过河后才撤离。1935年3月，南渡乌江时，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守护浮桥协助主力过江，在未等到执行诱敌任务的红九军团到达的情况下将浮桥拆除。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德很恼火并质问，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他指示干部团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一刻，但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诱敌北进的红九军团，一度失去同中央军委的联系，未能赶来渡江。宋任穷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朱德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广大指战员树立了楷模。
作战之外，他也时常向官兵们传播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励大家振作起来，迎接胜利。1935年2月11日，朱德在红一军团一部指战员的讲话中，将长征的艰辛比拟为宋朝陆游诗中所描述的“山重水复疑无路，”认为党领导的红军没有战胜不了困难。他慷慨激昂道：“现在全军还有二万多人，比井冈山时多十倍，还怕什么？我这个人从来是乐观的，坚信代表剥削阶级的蒋介石军队一定会被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工农红军所消灭。现在是过了大年又立春，是‘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好时光，我把‘村’字改为‘春’字，表示红军有新的生机，因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到红军指挥战斗了，下一仗一定能够打赢的！”作为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坚定乐观、敢于胜利的长征精神时刻传递给红军将士，为红军长征的胜利给予了精神力量。而在长征中，朱德更为关心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关于朱总司令带头挖野菜给战士充饥，将马和担架给伤员用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访问陕甘宁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论及红军长征过程中，朱德部下的军队能够保持万众一心的原因归为其独有的“个人魅力”和“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用这样的结论来评价朱德，可以说恰如其分。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不仅在中共革命道路上具有战略地位，更是显现了红军战士的精神底蕴——对党和人民的信仰与忠诚。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亲历了了这段两万五千里的征程，并领导了红军的军事转移，拥护了党的正确路线，鼓舞了红军的革命精神，对长征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原载《星火燎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稿，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