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他的一生所经历的伟大道路，是中国革命的里程碑。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红军长征，朱德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在党和红军的中央领导层中，是唯一一位经历了全过程的领导人。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军史、党史研究中对朱德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著述较多，而对他在长征初期及遵义会议上和四渡赤水战役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和肯定；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点初步的探索，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
　　
　　12月初，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后，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7万人。广大红军指战员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几乎濒于绝境，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对秦邦宪（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军事指挥的怀疑不满情绪，并积极要求改变领导。这时，国民党蒋介石已察觉长征队伍意欲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堵截、追击。然而，秦邦宪、李德仍坚持按原订计划去湘西，放下包袱再打仗。在这十分危急时刻，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在湘黔交界的通道县城举行紧急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资料，当事人对此次会议的回忆也未具体说明有哪些人参加，根据当时党和红军领导人在一起行军的，应该有领导长征的“三人团”成员：秦邦宪、李德、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共7人。因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任中央驻五军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分别任中央驻八军团代表，军委第二纵队副司令兼副政委，中央驻九军团代表，均不可能到会。大家知道，毛泽东早在长征前已被免去了在军中一切职务，在领导层中已无发言权；那么，他怎么能参加长征以来第一次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会议呢？是因为在一起行军，这显然不是理由。在探究这一问题过程中，查到康克清的一段回忆：“出了老山界，来到湖南境内，不久走到通道县的一个村子里。……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的计划。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会议。在群众的强烈呼声、老总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他在会上分析形势作出判断，提出改变红军原定北上湘西北同二、六军司令部会师的打算，避开敌人给红军设下的口袋阵，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争取红军有个喘息和整顿的时机，尔后再定行止。……”康克清还专门说明“这一情况，我是后来得知的。”这不仅说明这一情节不是她当时的经历，而是“后来得知的”；康克清没有说明是怎么得知的，但无疑是从出席通道会议的同志处得到的信息，因此，完全是可信的。朱老总在党内、军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泽东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与周恩来联合，对于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因此，具有“处理一切”权力的“左”倾三人团，开始分化，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也趋于团结，致使秦邦宪、李德处于孤立地位，特别是李德独断专行的指挥棒开始失灵。关于朱德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所作的贡献，过去论著几乎都被忽略提及，应该说，朱德联合周恩来促使博古、李德“破例”让毛泽东参与研究红军战略方针的会议，功不可没。

通道会议一结束，按毛泽东的建议分兵两路入黔，途中消灭和击溃国民党湘、桂军和反动民团的阻击。于12月14日进占贵州黎平县城。由于在通道时军情紧急，仅在口头上按大多数的意见行动了，组织上并未形成任何文字决定，“左”倾领导人在组织上仍然可以“处理一切”，因而在14日还电令“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同志由湖南常德一带向湘西北发展新苏区，以接应中央红军。”为了从组织上解决红军前进的战略方针，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秦邦宪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按原定计划同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仍把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在会上深刻分析了敌我态势，提出不能再往北走，应采取敌变我亦变的策略，主张向黔北和川黔边前进，这一主张几乎得到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支持。仅李德得知改变了战略方针，极为恼怒地与周恩来拍桌子大吵大闹，这时秦邦宪“第一次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到遵义西北地区。”从组织上用文字形式肯定了毛泽东在通道提出的正确主张，促使了最高“三人团”的分化，周恩来1943年说：“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黎平会议一结束，朱德、周恩来即于19日18时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红军分两路纵队挥戈西指，连克剑河、黄平、施秉、台拱、镇远、余庆、瓮安等县城，于12月底直抵乌江南岸地域，把十几万国民党军甩在了湘西，使蒋介石企图在湘水以东围歼红军计划完全破产。红军入黔后一路所向披靡，朱德于12月31日22时发出了《关于野战军北渡乌江行动的部署》电，对一、三、五、九军团和红二师的行动，作出了具体规定。然而这时秦邦宪、李德置黎平会议决议于不顾，提出要在乌江南岸转战打游击，侍机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因黎平会议决定并未限制和取消他们的指挥权，仍在最高“三人团”位置上，似乎可以不顾政治局反对，依然行使“处理一切”的权力。
　　
　　为了排除博古、李德的干扰，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瓮安县猴场（草塘）再次举行会议。会议批评了博、李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的正确战略方针；会议根本不讨论过不过乌江的问题，而很快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显然，猴场会议已开始把最高“三人团”的军事领导权收回政治局，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决定重大原则问题。正如周恩来说的：“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次会议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秦邦宪、李德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形成一边倒的形势，“多数人的印象中，朱德没有开到散会，他大概为了布置渡江，指挥作战事宜而忙碌去了……”可以看出，朱德不屑秦、李的错误主张，不等会议结束，抓紧时间去指挥处理部队渡江的有关事宜了。
　　
　　综上所述，在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在促进这次历史性转折的准备过程中，朱德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是，朱德在党内是政治局委员，军内职务最高，长期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虽然被排除在最高“三人团”之外，而他对党的忠诚、勤奋工作和军事指挥才华，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成绩，从而在党和红军中享有很高威望，这是秦邦宪、李德根本不能相比的。同时，朱德既不是“左”倾宗派集团成员，又有和周恩来、毛泽东长期共事的情谊，因此，在博古、李德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极大损失的危急关头，只有他才能站出来说出周恩来、毛泽东不便说的话，而且还能影响中央领导层很多同志的态度。正如他后来回顾自己的历史曾说的：“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人家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正是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在长征队伍到达通道处于极端危急的时刻，他和周恩来联合推举毛泽东参加最高“三人团”召开的会议，解决了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军路线问题。为了解决通道会议未能在组织上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在黎平又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朱德立即执行会议决定，指挥部队向贵州腹地进军。猴场会议尚在进行时，朱德已按会前的部署行动了。

由此可见，朱德对通道、黎平、猴场会议的成败，他的态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朱德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创造条件支持毛泽东参与对红军的领导，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1月，朱德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在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报告，朱德继毛泽东、王稼祥之后，作了重要发言。他以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一直都在前线的切身体会，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实行单纯防御和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在“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朱德的严正态度，震动了与会的军团长和政治委员们，他们深知，一贯服从党指挥的总司令，这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说出了这样的话。历史实践说明，朱德凭着其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及巨大的威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明态度，为解决党内极其复杂的矛盾，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其他同志不可替代的作用。
　　
　　英国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他写的《周恩来传》中，有一段关于遵义会议的叙述，他写道：“……参与者之一后来说，如果朱德将军投周（恩来）的票，而不是投毛（泽东）的票，那么毛很可能失去机会。因为朱在红军内举足轻重。朱不仅是毛的长期合作者，也是周的长期的朋友。”迪克·威尔逊未注明这段话的出处，大量资料已经证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已开始站到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会上也不存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对立和投票的议程。但迪克·威尔逊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注明是“参与者之一后来说”，不可能是瞎编乱造，从行文看也不可能是译错。那么，他写的这段文字，是否可以理解为：在周恩来准备与最高“三人团”彻底决裂的关键时刻，如果朱德从长期与周恩来共事的朋友情谊出发，不支持毛泽东，不表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那么，遵义会议就很难取得成功，应该说，朱德的态度，给了周恩来信心和力量，促使他毅然与“三人团”分手，拥戴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才圆满地解决了军事领导问题。这其中的原因不用过多的论述，唯一的原因是朱德在红军内举足轻重。
　　
　　这里需要一说的是，2000年8月出版的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2004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周恩来》，不知何故，均把上述那段话删去了。实际上，这段话对研究朱德与遵义会议以及周恩来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点，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对遵义会议结束“左”倾领导，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如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所说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数从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提高了觉悟的结果。”本文无意拔高朱德对遵义会议成功所作出的贡献，但应指出的是，遵义会议主要是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领导问题，而朱德的军事资历在党内是最深的，有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在军内的职务最高，这是出席会议的所有同志无可比拟的。因此，朱德在遵义会议讨论解决军事领导问题过程中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会议的成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其他同志没有可以相比的。
　　
　　遵义会议在朱德等同志共同努力下，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一起，率领3万多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约40万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中，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1935年1月19日红军由遵义地域北进，准备攻占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为阻止我军渡江北上，以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加强长江一线的防御。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敌激战，由于敌不断增援，再战不利，乃主动撤出战斗。“在撤退时，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朱德亲自带1个排的兵力进行掩护，安全撤出。”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渡口第一次渡赤水河，接着挥师向西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2月10日，朱德与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缩编各军团战斗单位的命令。这时，川滇敌军又迅速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突然掉头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第二次渡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在攻城战斗中，朱德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红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曾回忆说：“朱总司令在电话里给我们讲：‘中央机关在城里，背后是乌江，这是背水一线，你们一定要打好。如果敌人进了城，我们都得到乌江喝水。’”遵义战役，红军取得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军的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3月4日18时，朱德与周恩来、王稼祥急电各军团首长：“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次日即在鸭溪发布作战命令，指挥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为了进一步调动敌军，红军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第三次渡赤水河，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第四次渡赤水河，接着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分兵黔东，诱出滇军来援。当各路敌军纷纷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于5月上旬巧渡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完全掌握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遵义会议改换了中央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以上仅是红军四个月的作战过程，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朱德指挥的队伍，基本处于有枪无弹的状态。遵义战役虽缴获敌人10万发子弹，每个战士也只能分到3发子弹。而这时蒋介石亲自上阵，指挥约40万装备精良的追剿军，完全处于绝对优势。可以说，处于绝对劣势的红军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中最为险恶的阶段。正是毛泽东、朱德的紧密团结，顾全大局，以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对党的坚定信念，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挫败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贵州的图谋，扭转了极其危险的局面，在中外战争史上，堪称流动中的弱军摆脱被动保存自己力量的典范，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而这典范和奇迹，是毛泽东和朱德共同创造的。一位外国人说得好：“朱毛的联合幸好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朱德在各方面都是没有政治野心的；他接受命令并把命令转发下去——这是革命军队指挥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研究员，原载《遵义党史党建》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