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历经两年的艰难行程，中国工农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大自然无数艰难险阻，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终于取得了举世闻名的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长征的胜利，朱德功不可没。本文仅从以下六个方面来探讨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长征中的作用及对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历史贡献。
　　
　　一、努力减少红军的损失
　　1934年10月上旬，国民党军相继进抵兴国、古龙岗、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无可能，10月10日傍晚，朱德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当日傍晚由瑞金出发，踏上了漫漫的长征路。朱德对博古、李德等人对战略转移这样事关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工作，红军带着笨重的机器设备注等物资进行大搬家式的转移的做法颇为不解。朱德尽管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但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却被博古、李德所控制，朱德顾全大局，不争个人的兵权，但却想方设法向各军团能通报敌情，部署各部队的行军和作战，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仅10月23日这一天，由他本人签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达15件之多。
　　
　　10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而后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11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国民党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较顺利通过国民党的第一、二道封锁线，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摸清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二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在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签订秘密协定过程中，朱德做了大量工作。
　　
　　1934年9月底，朱德亲笔致信陈济棠：“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向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朱德在信中还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项建议。10月初，红军与陈济棠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当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陈济棠履行了相互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40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致使中央红军主力得以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二两道封锁线。这是朱德等领导人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军第一、二道封锁线的得意之作。
　　
　　11月7日，朱德发布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平石间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 封锁线的命令。当红军艰难地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湘江地域时，蒋介石随即纠集了数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前堵后追，企图一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侧。11月中旬，红军兵分二路进入广西北部地区。11月25日，朱德针对国民党军队“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之企图，立即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强渡湘江的部署。此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对于红军抢渡湘江十分有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部队携带的笨重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坐失良机。
　　
　　湘江之战是关系到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1月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渡过湘江并控制了渡河点。但因部队前后相距200里，特别是人数达1.4万多人的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随行有1000多幅担子，被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通道里，行动十分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在这险恶处境下，朱德临危不惧，与周恩来一起指挥部队抗击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江。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过江，付出了巨大牺牲。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血战五昼夜。终于在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但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红军付出如此巨大如此代价，引起朱德的沉思。当他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时沉重地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想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边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1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行动起来很慢。”
　　
　　朱德吸取了这血的教训，便与周恩来、王稼祥于12月4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红军部队遵照该命令抛弃了笨重物资设备，从而保证了部队能够轻装前进。红军过了湘江后，继续西进，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此时，红军又面临着天上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扫射，脚下山险路滑，又时常遇到反动民团的袭扰，致使行动十分艰难。
　　
　　二、赞成支持毛泽东
　　朱德与毛泽东是相识多年的老战友。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他们就开始战斗生活在一起，被誉为“朱毛红军”。尽管在工作中也产生过一些意见分歧，但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俩人的革命感情和战友情谊。长征中，朱德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来指挥红军有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1935年12月上旬，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时，国民党军已判断出红军将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加紧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等地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把守，企图一举将红军歼灭。博古、李德无视敌情变化，仍然坚持按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计划前进。致使红军又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提出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立即转向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为此，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朱德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贵州前进的建议。中央红军突然转向贵州，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12月15日，中央红军攻占黎平后，博古、李德依然主张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讨论研究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站在一起，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改变“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中央政治局对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中央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12月19日，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决议电》，该决议电命令部队兵两路，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牵制四川全部的军队”，以全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12月底，中央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12月31日，朱德就“关于野战军北渡乌江行动的部署”连续电令林彪等：“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一军团限今晨上午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队限今十时渡江完毕”，此时，博古、李德再次主张中央红军不渡乌江，提出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决定强渡乌江。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最心的任务”。为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1月7日，红军袭占遵义城。1月12下午，遵义城万人群众在遵义省立中学操场上举行集会，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讲，向群众阐明红军是工农队伍，宣传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主张。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迭次失利，几乎濒于绝境，这与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错误和挫折教育了红军广大指战员，使他们逐步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在此形势下，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一次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朱德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给予抨击。他在发言中，声色俱厉地追究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瞎指挥，给中央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的严重错误，谴责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瞎指挥，致使丢掉根据地，中央红损失巨大，他在发言时，还非常激动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遵义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 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险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26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三、驰骋云贵川
　　遵义会议后，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中央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与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终于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
　　
　　1935年1月下旬，在土城战斗的危急时刻，朱德亲临前线直接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进攻，巩固了阵地。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开会研究，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过赤水河西进。1月29日，朱德发出《一渡赤水河的行动命令》。他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组织部队西渡赤水河。当他来到红四团的阵地时，恰巧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肖华也在该团阵地。据肖华回忆：“当时天下着雨，刘湘模范师向我们阵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在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
　　
　　红军一渡赤水后，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于2月10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命令指出：“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利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命令并规定了缩编的具体方案。2月15日，朱德电令各军团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2月18日至21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红军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国民党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中央红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为了鼓舞士气，扩大红军的影响，朱德致电红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
　　
　　中央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极为震惊。他飞抵重庆，准备以重兵将中央红军围歼于遵义地区。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故意指挥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3月16日经茅台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并作出准备从该地北渡长江的架势。为了进一步迷糊敌人，红军以一部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则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掉头东归，于3月21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河。中央红军抢渡赤水河后，立即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和乌江以北，完全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央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忙调滇军3个旅赶往贵阳，滇军主力被调出，红军进军进云南的门户已经敞开。4月7日，朱德电令林彪、聂荣臻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红军进军。随后，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在第二天则从贵阳至龙里间穿过湘黔公路，以120里的昼夜行军速度向云南疾进。红军乘滇军入黔之际，直趋云南省会昆明。红军威逼昆明只是佯动。目的是让驻守滇北的国民党军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国民党守军兵力空虚。当这一目的一达到，中央红军在昆明附近只是虚晃一枪，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 ，直奔金沙江。中央红军靠7条小船在皎平渡往返，经过6昼夜，于5月8日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红军巧渡金沙江以后，一下子将尾追的国民党军甩在江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星期。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进，越过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5月21日，中央红军到达彝族地区冕宁县。朱德在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过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月29日，朱德亲自指挥红军部队跨过有13根铁索悬在大渡河上的泸定桥。至此，蒋介石头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宣告彻底破灭。
　　
　　四、坚持北上方针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合，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广大红军将士都感到格外兴奋。6月25日，党中央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朱德和张国焘先后发表讲话。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赞扬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并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在讲话时，语气傲慢，流露出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这就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进一步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党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发言，同意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发展战略。朱德在讲话中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两个方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顺利向甘南前进。
　　
　　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于6月29日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16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尽管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但迟迟不执行《松潘战略计划》，在原地按兵不动。两河口会议后，他致电党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 邛 （崃）、大（邑）、名（山），并要求党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还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企图将整个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控制之下。
　　
　　7月10日，红军总部到达芦花后，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按计划跟进。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原计划迅速北上。为了争取张国焘，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统一，共同北上，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改由张国焘担任。当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朱德仍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会议，朱德在发言中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同时，朱德也分析了四方面军在军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以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加以总结和改进。朱德在发言中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因为他深知，红军正在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野心极度膨胀的张国焘根本听不进朱德的意见，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暗地里加紧进行反中央的分裂活动。这些复杂的情况，引起朱德的深思与忧虑。
　　
　　为了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统一，朱德总是尽量多讲四方面军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很快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据徐向前回忆：朱德“认为四方面军援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北上的战略行动，致使当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于7月底到达毛儿盖时，形势对红军极为不利。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朱德在会上指出：“两个主力红军会合后的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沙窝会议后，党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按照分工，朱德和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从此，朱德暂时离别多年来并肩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开始直接与张国焘共事打交道。
　　
　　五、反对张国焘搞分裂
　　朱德到左路军后，接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因此，要求一、四方面军主力均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前进。但张国焘不同意党中央的决定，更听不进朱德的劝说，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无奈，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索花寺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8月底，党中央率右路军走出草地，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待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按照党中央部署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开8月21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却无视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在阿坝按兵不动。在党中央一再催促和朱德的极力劝说下，张国焘方与朱德率领左路军第一纵队于8月30日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左路军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为由，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当朱德了解到噶曲河水部队完全可以徙涉的情况后，多次向张国焘提出过河北上。但张国焘却按兵不动。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执。据时任总部一局一科参谋陈明义回忆：“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德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的反对，重新布置左路的行动，并于9月5日电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在张国焘坚持南下的那些日子，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的办法。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去南进为下策。”但张国焘一意孤行，于9月8日以“朱张”的名义致电徐向前和陈昌浩，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向左路军发电，要求左路军迅速北上，“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朱德接到党中央的电报后，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 令。但张国焘不听朱德的劝阻，又于9月9日单独用个人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的主张。党中央当即回电张国焘：“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密令随右路军行动的四方面军部队南下的情况后，为防可能发生的不测，果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先行北上。9月11日，党中央又致电张国焘：“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无视党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又于9月12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地逃跑，要一、三军速归。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在朱德的军旅生涯中，他经历过许许多多坎坷和磨难，但从没有像左路军与张国焘共事时那样心情沉重。在与张国焘右倾分裂行为斗争的极端艰难的时刻，朱德暗下决心，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左路军折回阿坝后，张国焘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实施对朱德的围攻。朱德面对张国焘等人的无理围攻，非常镇定地表示：党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并反复告诫张国焘等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刘伯承紧紧地同朱德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张国焘搞分裂，旗帜鲜明地表明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场。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公然另立以他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团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12月5日，张国焘狂妄地要求中共中央只能称北方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只能称陕甘政府，红一方面军只能称北路军。至此，张国焘分裂党、分烈红军的行为发展登峰造极的地步。
　　
　　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朱德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他心平气和地跟张国焘等人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此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没有行动的自由。朱德深沉地跟刘伯承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不久，朱德被派到前方部队去。朱德到前方部队后，利用各种机会做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他不仅要求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但要讲究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团结。而且还设法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包括当面辱骂他的人。朱德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话语，赢得了广大指战员的敬重。
　　
　　朱德在左路军工作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既坚持高度的原则性，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努力说服教育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再度同党中央会合时，他动情地对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干部了。”
　　
　　六、历经磨难胜利北上
　　1935年12月30日晚，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介绍四方面军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严密控制。毛泽东等接电后十分兴奋。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深知，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朱德为此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转换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935年3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1936年1月24日，张浩又致电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来解决。张浩代表共产国际给张国焘的电报，对张国焘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一些跟着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1936年1月27日，张国焘致电陕北，要求“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党中央回电拒绝了张国焘这一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1936年2月，蒋介石增调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不断率部西撤。2月中下旬，四方面军进入甘孜地区时，由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而且给养极其困难。这是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顽固坚持南所造成的恶果。
　　
　　就在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 和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从陕北不断把各方面的情况电告红四方面军，要求其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对张国焘南下给四方面军所造成的损失日渐不满，要求北上抗日与党中央会合的愿望日益高涨。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朱德、刘伯承不断劝说张国焘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也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并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自立“中央”。
　　
　　1936年2月下旬，年近50岁的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后翻过3000多米高的雪山夹金山和5000多米高的雪山党岭山。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地区后，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决定在该地区停留一段时间。
　　
　　3月下旬，红二、六到达盘县、亦子孔地区。3月30日，红二、六军团接到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治委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立即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翻越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党中央指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编入）。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自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党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站在他的一边，遭到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努力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已于8月提出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以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苏联的交通，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出兵绥远，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9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此要求进抵甘南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与在固原西部红一方面军部队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同时，派聂荣臻、左权率部到西兰公路以北，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争取两个月后夺取宁夏。但张国焘此时又对北进方针发生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公路以西永靖、循化一带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后经党中央的坚持和耐心说服，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等因素，张国焘只好放弃这一打算。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
　　
　　10月9日，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当他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一方面军部队时十分激动。禁不住热泪盈眶。10月21日，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23日，红二、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愈显突出。我们应永远铭记朱德在红军长征中所付出的艰辛，所遭受的磨难，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永远铭记朱德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永远学习朱德，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
　　
　　（作者系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研室研究员，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