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三大红军会师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坚持团结，促成红二、四方面军共国北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5年6月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制定了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主张，并分裂党和红军，于9月下旬率领红军原左路军和右路一部分（包括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时已编入左路军的红5、红32军）南下。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攻击中共中央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退却逃跑”，逼着朱德表态。朱德坚定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方针抗日是正确的，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是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的。对中央的决定，我举过手表示拥护，现在依然是这个态度。”张国焘和他的追随者要朱德和毛泽东划清界限，朱德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为了逼走朱德，张国焘指使人冲着朱德叫嚷道：“你说北上好，你就一个人走吧！我们决不留你！”朱德严正地回答：“我是红军总司令，党中央和军委派我带领左路军北上。现在你们不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硬要南下，我只有跟着你们。你们到哪里，我也到哪里，我一定要执行党中央、军委交给我的任务，带领左路军北上。”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另立“中央”，还把朱德宣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指斥张国焘：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不能另起炉灶”。他还以极大的耐心劝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朱德以其在红军中的地位，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使张国焘又恨又怕，但又无可奈何。
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不得人心，被编入左路军的原红一方面军部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后，有些同志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并表示，如果张国焘要阻拦，就和他干！朱德得知后，一方面对这些同志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告诉他们要注意斗争方式，顾全大局，指出搞分裂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红四方面军也有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不满。朱德积极做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北上抗日的重要性，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告诉他们“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在朱德的争取下，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觉醒，认识到北上对于红军发展的意义，团结对于革命事业重要性，遵义会议后的中央的路线正确性。这为后来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打下了厚实的思想基础。
张国焘的南下作战很快碰了壁，以11月中下旬的百丈关决战为转折点，红四方面军处境日益困难。而恰在这时，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为革命大本营建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张浩（林育英）也到达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这时，朱德冲破张国焘的封锁，于1935年12月30日致电毛泽东等，表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毛泽东即于1936年1月1日给朱德回电，通报了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及未来前景，并特意告知：“国际派林育英来外，又有阎红雁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 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欧、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电报还说：“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这个电报给朱德同张国焘斗争以更大力量，他即以中共中央的新策略做红四方面军同志的工作。1月下旬，张国焘一方面不得不表示同意党中央的新策略，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分裂错误百般辩解。
2月上旬，国民党军集中薛岳部六七个师及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四方面军经一周激战，被迫撤出天全、芦山，并准备撤出宝兴、丹巴、懋功地区，向康定、炉霍转移。这时，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来电，就战略行动方针提供了三个方案：其一是北上陕甘。红四方面军东渡岷江，红二、红六军团北渡长江，共同北进；其二是就地发展；其三是南下转战，南渡大渡河、金沙江，与红二、红六军团取得近距离的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川发展。由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赞成第一种方案，张国焘也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3月初撤到道孚、炉霍、甘孜后，并不准备在这里停留，只想筹集必要的粮食、牛羊肉等，进行北上。此时，红二、红六军团已转战到滇黔边的乌蒙山区，朱德建议红四方面军暂时在现驻地补充休整，接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建议“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这个电报还向红二、红六军团提供了渡江可以选择的渡口和渡江后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行军路线。3月30日，朱德和张国焘又电任弼时、贺龙等，更明确地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接到朱德、张国焘电报后，任弼时、贺龙等放弃了在滇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决定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师。
朱德和张国焘一起致电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要其北上，但俩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朱德要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到陕北地区发展抗日救国斗争新局面，同时也是为了壮大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的力量。张国焘要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是为了将他们拉到自己一边，继续同党中央分庭抗礼。张浩为了不使红二、红六军团被张国焘拉去，于4月1日致电朱德、张国焘，表示：“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并说红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张浩看出张国焘要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是别有用心，这是对的。但他坚持要红二、红六军团在云贵活动，红四方面军南下，则是脱离实际的，不符合中共中央发展西北新局面，以西北促全国的战略方针。这说明他对任弼时、贺龙不了解。朱德先后和贺龙、任弼时共过事，对他们知之甚深，深信他们会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因此，朱德坚持红四方面军在原地休整，等待红二、红六军团到来，共同北上。事实证明朱德的决策是正确的。红二、红六军团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和刘伯承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讲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同中央的分岐，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情况，他们立刻站到了党中央一边，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这是朱德反对分裂，坚持团结，不懈努力的结果。
二、坚决反对张国焘西渡黄河主张，坚持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使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得以实现
在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深入人心，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在西北地区，由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和东北军、第17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张学良和杨虎成主张联共抗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之中，并取得进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扩大，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国民党营垒内部矛盾也进一步激化，于6月初发生了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北上反蒋的两广事变。蒋介石将陕甘一带的“剿共”主力部队从西北调往湖南，从而使甘肃南部地区的国民党军空虚。中共中央根据西北地区的有利形势，于7月1日致电朱德、张国焘等，指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欢迎你们“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并说：“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由此， 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问题。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后，中共中央非常关心，7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询问“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并告知“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希望朱德等人将北上情况及时电告中央。8月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朱德等当日即复电中央，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电报还报告了红二、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的计划,中共中央对于红二、红四方面军执行三个方面军会师的计划非常高兴，接朱德等人的电报后，于8月3日复电：“接8月1号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7月底和8月上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根据敌我形势和中共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中共西北局于8月初在求吉寺召开会议，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8月5日，朱德签发了《岷洮西战役计划》，规定：“我军以迅雷手段在敌人主力尚未集中洮、岷之前，在运动战中大量的各个消灭敌人，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策应一方面军一致消灭敌人为目的，”岷洮西战役从8月5日开始，至9月7日结束，红军先后进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歼敌7000余人，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阻止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的计划。这时，红一方面军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以一部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红军三个方面军呼应，呈现出会师的有利态势。
早在8月中旬，中共中央制定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9月初，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后，急令其嫡系精锐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切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道。这样，如何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成为摆在整个红军面前的迫在眉睫的问题。9月中旬，中共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了《静会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三个方面军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9月13日，朱德同张国焘、陈昌浩一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提出了“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两、凤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活动”的建议方案。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认为“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并提出“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的意见。由于红四方面军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作战，毛泽东等这个电报表示：“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增至一个军协之”。9月1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就打破敌人的围堵、占领宁夏作出部署，进一步阐述了13日电报的主张，并特别强调：“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9月15日、16日、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又连续致电朱德、张国焘等，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红一、四方面军的联络将补切断。
张国焘见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只由红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便心生怯意，迟迟不予表态。在中共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中共西北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主张红四方面军西进甘西。他的理由是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因此，他提出西渡黄河，根本推翻此前西北局作出的决议。张国焘的意见遭到与会多数的否定。朱德在会上耐心地劝说张国焘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陈昌浩在这次会上也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
张国焘在西进意见被否定之后，撂起了挑子，扬言自己的总政委不干了，也不参与制定作战方案，带着警卫员离开红军总部，去漳县三岔的前敌指挥部。张国焘走后，朱德坚定地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部署不可耽误。”一面找来作战参谋制定计划，并下达部队，一面组织机关向北进发。9月21日，朱德正率红军总部北进途中，收到张国焘从漳县前敌指挥部发来的电报。电报令进到通渭执行静会战役任务的部队停止北上，向西转进水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朱德接到电报，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张国焘这样置党的原则、中央部署、抗日大业而不顾，深为张国焘的这种行为而气愤，在9月22日凌晨3时复电张国焘，对其改变西北局北进决定表示“不胜诧异”，劝告“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去良机。”同日，朱德又致电中共中央并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电报还告知了即将在漳县再开西北局会议的情况。
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召开，朱德继续坚持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主张，指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张国焘作为西北局的书记，已签字同意北上方针，但未经西北局重新讨论，又马上改变计划，把自己同中央对立起来了。他质问张国焘，能够和红一方面军会合为什么不会合？执行西进计划是要受到重大损失的！并表示，我仍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由于张国焘事先作了工作，这次会议否定了北上意见，决定西进。最后，朱德建议将西进计划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如果中央不同意西进计划，就坚决执行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
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报给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于9月26日复电，不同意红四方面军西进。但张国焘顽固坚持西进计划，当日数次致电中共中央，力陈西进的理由，并说：“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9月27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等，指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同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中共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这时由于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西进的先头部队无法渡河，又回到洮州，张国焘的西进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还不甘心，想绕道西进。朱德对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一致决定：放弃西进计划。当天，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及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表示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按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10月8日到达界石铺，决不再改变计划，9月28昌，朱德、张国焘发布《通庄静会战役计划》。
9月30日，红四方面军分五路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急进。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三、朱德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表现出的领袖风范
朱德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证明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过程中表现出的一代领袖风范，是留给后人的永恒的财富。
第一、时刻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长征时期，正是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号召北上抗日，并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朱德坚决贯彻党的这一策略方针，张国焘闹分裂时，他总是以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同张国焘斗争，并耐心地教育红四方面军同志。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方针，并煽动人围攻朱德时，朱德耐心地对与会人员讲：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红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应该担起抗日救国的重担。在朱德的耐心教育下，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对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豁然开朗。在张国焘坚持西渡黄河的漳县会议上，朱德力陈三大主力红军早日会师，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增强红军力量，对于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是朱德贯穿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全过程的出发点和立脚点。
第二、坚决维护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是党先后经过多次“左”、右倾错误的挫折后的历史选择。在遵义会议后指挥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着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坚强的党中央集体。这样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红军取得战略转移胜利的可靠保证。朱德坚决维护这个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向党要权，反对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另立“中央”，是把革命引向新的危机。无论张国焘怎样封官许愿、威逼利诱，朱德坚决不表态反对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而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这是非常高贵的政治品质。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在红军有崇高的威望，他的态度，使张国焘另立的“中央”气不粗，胆不壮，最后不得不撤销。
第三、牢记使命，不顾个人荣辱。张国焘与党中央分道扬镳，率部南下，并另立“中央”后，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他可以不随部队南下，但他没有感情有事，想得更多的是党中央把左路军交给他，就要不辱使命 ，把这支部队带到西北，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他若离去，那是张国焘最希望的。尽管张国焘组织人对朱德围攻、谩骂，生活上百般刁难，他都不顾，坚持留下来。朱德这种精神，堪称全党学习楷模。
第四、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朱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艺术的典范，表现在：其一、在原则上决不让步。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方针，闹分裂，另立“中央”，这是原则性的大是大非问题。朱德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无论张国焘采取什么手段，朱德决不屈服。其二、讲求斗争方式，有张有弛，不把事情搞僵。朱德同张国焘作斗争，以团结为重，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声不高、话不急，而是平心静气讲道理，使张国焘觉得理不直，心里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其三、耐心宣传党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争取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使张国焘越来越孤立。
第五、杰出的军事谋略。红军长征之前，三大主力红军处在不同的战略区域。长征开始后，三大主力红军相互进行战略配合，并先后都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产生了三军大会师的可能。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期到达陕北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不断加深，中国政治局势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西北统一战线局面在逐步形成，这一切都需要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会师，以形成强大的支柱力量，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和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到1936年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尚在康北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红二、红注军团在滇黔边的乌蒙山转战。红军这种分处不同地区的状态，是不符合形势发展需要的。朱德以敏锐的战略目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当红四方面军决定北上时，朱德坚持要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一起北上陕甘。因为，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后，与红二、红六军团越多远，战略呼应的作用越来越小，红二、红六军团将成为留在江南的孤军，一旦蒋介石集中兵力围攻，处境将十分危险。而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创造新局面，都是有利的。朱德的这一战略认识和后来党中央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的方针是不谋而合、显示出杰出军事谋略，令人叹服！
朱德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过程中表现的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和领袖风范，证明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是为必然。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原载《全国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