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出奇制胜，指挥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通过大规模运动战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改变了当时红军所处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整个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而在四渡赤水战役中，由于战场情况复杂、敌情变化快，使作战指挥任务十分紧迫、繁重，仅总部与各军团之间的收发电报数量，保存下来的就有300多份，其中由朱德签发的电报就有200份以上。正是朱德协助毛泽东积极做好大量的具体指挥工作，才使毛泽东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朱德在四渡赤水战役中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比较明显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亲赴前线指挥土城战斗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发觉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急令重兵向黔北地区逼近。于是，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争取在川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在泸州上游的纳溪、江安等地北渡长江，向川西北挺进。但是，蒋介石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1月27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获知川军约四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得知尾追川军只有一个旅时，建议利用土城以东的有利地形，伏击歼灭这股敌人，给川军以迎头痛击。中革军委接受了这个建议，连夜进行了伏击部署。第二天拂晓，红3、红5军团向进入我伏击的川军发起攻击。但是，在土城战斗打响后，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红军并没有取得较大的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是情报有误。当时尾追的敌人是6个团万余人，而不是原来估计的4个团约六七千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而敌人的后续部队正不断涌来。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依仗优势兵力，已突破了红5军团的部分阵地，正在向土城压来，红军阵地的背后就是赤水河，如果不能把敌人顶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是红军背水一战。
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红军总司令到第一线指挥作战，毛泽东显然不能同意。在朱德的要求下，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还是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大声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被朱德的真诚和坚决所感动，他只好同意了，并决定为朱德送行。朱德和刘伯承迅速从土城到达青杠坡前线，首先来到红3军团第4师的阵地上。总司令亲自到前沿指挥作战，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在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4师连续夺取了川军控制的几个山头，并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
在朱德到前线作战时，毛泽东决定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1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急赴前线作战。陈赓率干部团到达前沿阵地，立即发起反冲锋。朱德也来到干部团阵地，指挥他们抢占了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几个主要领导开会研究，根据各路敌军的合围态势，决定改变沿赤水河北上的渡江计划，命令部队连夜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尽快摆脱被动局面。会议决定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天亮前架设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朱德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指挥，是对毛泽东的极大支持，也给广大指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在萧华、杨成武等人的回忆录中多处记述了朱总司令在前沿指挥土城战斗的情况。当时，担任红4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描述说：“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令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敌人像着魔似的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静无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德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
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签发了野战军西渡赤水的作战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然后，返回前线继续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当日，红军从猿猴场、土城一线渡过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蔺地区前进，为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由红1军团的部队负责在前沿顶住川军的进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当时在红4团的阵地上，萧华后来回忆说：“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
红军西渡赤水后，战局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川军以8个旅分路追堵红军，以4个旅沿长江布防，阻止红军渡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薛岳兵团和黔军也从贵阳分路追击，滇军3个旅正向毕节、镇雄方向急进，对红军形成了合围态势。毛泽东、朱德等军委领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恋战，应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迅速脱离川军。鉴于敌情的变化，中革军委于2月3日电令各军团：“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的行动目标。”随后，中共中央下令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道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镇雄、扎西一带集结，采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
红军一渡赤水，改变了行动方向，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并取得了在扎西地区进行休整的宝贵时间。蒋介石在发现其合围落空之后，开始重新调整川黔滇三省的军事部署，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把围堵红军的各种国民党军队编为四个纵队，从四个方向进攻红军，妄图以强大兵力围歼红军于扎西地区。尽管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扎西迫近，但各路敌人各有想法，除川军担心红军进入他们的地盘，对防堵红军比较积极外，其余各路敌人相对缓慢，使红军仍然得以从容休整。
动员东渡赤水，指挥遵义战役
毛泽东、朱德随同军委纵队于2月8日进驻扎西镇，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提出了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毛泽东的理由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线，而黔北地区兵力空虚，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善于打运动战的特长，积极主动地歼灭敌人。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领导人的赞同，决定红军将调头东进。而为了适应打运动战的要求，红军需要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2月10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了《中革军委关于缩编的命令》。该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军在扎西地区进行了整编，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红1军团为6个团、红3军团为4个团、红5、红9军团各为3个团。整编后红军的战斗力和灵活性都有了提高，更适应打运动战。随后，红军分三路从扎西地区调头东进。在部队行动前，朱德、毛泽东分别到红1、红3军团做动员报告，使部队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朱德在红1军团的动员大会上说,我们现在黔、川、滇交界的山区，交通不便，反动的土围子多，我们困难很大，真有点“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样子，但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还有不少从井冈山下来的同志，记得我们7年前上山的情景吧，眼下全军还有几万人，怕什么？比那个时候多好几倍呢！今天，是2月11日，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好时光！我把“村”字改为春天的“春”，就是富有青春活力，施展才能的意思。下一仗，我们一定能打胜仗，要树立坚定的信心。
同一天，毛泽东在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的动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毛泽东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拳头不硬（没有集中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这一次，我们再不吃那种亏了，吃一堑长一智嘛！现在我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消灭王家烈，打回遵义去，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在红军从扎西向东开进的途中，朱德于2月15日电令各军团，明确指出：“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2月18日至21日，红军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渡赤水，回师黔北。这是红军二渡赤水。2月20日，朱德签发了中革军委的战役部署命令，决定以红3军团为右纵队，由临将渡、回龙场经沙坝场、花秋坝、兴隆场向桐梓西南地区进攻；以红1军团、红9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经东皇殿、图书坝、九坝向桐梓西北地区进攻；由红5军团担任后卫掩护。各军团部队渡河后，迅速向桐梓和娄山关地区发起进攻。
2月24日，红1军团攻占桐梓，守军退守娄山关。25日晚，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红3军团在红1军团的配合下，连续击溃了黔军对娄山关的多次反扑，26日取得了娄山关战斗的胜利。27日红军乘胜直下遵义城，击溃黔军守敌6个团，歼灭一部，于28日晨重占遵义。28日，红军于遵义以南地区击溃了敌吴奇伟部2个师又8个团，俘敌近3000人，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史称遵义大捷。遵义战役的胜利，不仅使红军得到了补充，而且扩大了政治影响。遵义战役之后，朱德还专门致电驻在桐梓的红9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城及附近多贴此项捷报，召集当地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影响，提高群众斗争勇气与决心，更可增加援敌恐慌。”
红军二渡赤水的胜利，使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接到战报后大发雷霆，立即下令：今后在前线作战，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以失守纵敌论罪。贵州军阀王家烈为此丢掉了在贵州的军政大权。这时，蒋介石判断红军调头东进的企图，还是要与红2、6军团会合。因此，亲自策划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重新调整了部署，企图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黔西北的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粉碎蒋介石在黔西北围歼红军的企图，更有效地调动敌人，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3月4日，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与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急电各军团首长，指出：“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以后，从组织正式恢复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也是朱德和毛泽东再度联手指挥红军的重要标志。3月5日，前敌司令部决定以红9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军向东，红军主力在遵义附近地区寻歼敌人一部，改变黔西北地区的敌我态势。
迅速南渡乌江，巧妙甩开敌人
3月10日，中革军委在苟坝开会，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队的建议，只有毛泽东一人说不能打，打就是啃硬骨头，很可能陷于被动。当天夜里，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请他把作战命令晚一点发。第二天再次开会，才说服大家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会后，朱德签发了中革军委给各军团的指令，即《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
从3月12日起，围堵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主力3个师，陆续进入仁怀县鲁班场，妄图控制赤水河，阻止红军向赤水河以西机动。3月14日，军委领导决定攻打鲁班场，当日21时，朱德签发了致各军团的紧急作战命令，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15日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以粉碎敌人的新围攻，转移整个局势。”各军团按照军委的部署连夜行动，于15日7时发起进攻，经过一整天激烈战斗，消灭了部分敌人，但无法摧毁敌人的碉堡群，而敌人增援部队正向鲁班场靠近。在这种情况下，朱德于3月15日22时签发了撤出战斗的命令，要求部队连夜向茅台镇方向机动。
红军于3月16日下午至17日中午，在茅台镇附近的3个渡口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并派一个团伪装主力继续向西北挺进，主力却在附近丛林里隐蔽集结。由于受到遵义战役和鲁班场战斗的沉重打击，敌人害怕被歼灭，不敢尾追红军，使红军三渡赤水比较顺利。
蒋介石得到飞机侦察的情报，发现红军向西北方向运动，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所以再次派重兵采用堡垒推进的办法，步步向川南地区包围过来。在达到调动国民党各路大军大举压向川南的目的之后，毛泽东决定红军再次东渡赤水河，返回贵州。这时，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兵力已十分空虚，便于红军机动作战。朱德于3月20日17时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各军团根据朱德的命令，于3月21日晚至22日晨分别从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红军抢渡赤水河之后，在敌人防守的空隙中，分路向南穿插急进，赢得了南渡乌江胜利，在南渡乌江时，朱德命令红9军团在乌江北岸的马鬃岭西北的大路上摆上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布消息，伪装红军主力将在此间向北出击，而红军主力则秘密向南转移，从而赢得了快速南渡乌江的主动权。而红9军团为了掩护主力南渡，未能及时渡江，朱德为此还专门指示负责架设浮桥的干部团领导，要等红9军团一个晚上，如果第二天早晨7时红9军团还不过来，你们再拆掉浮桥。
红军主力在3月29日期间全部渡过乌江。红9军团在江北执行诱敌北进的任务，一度与军委失去联系，后来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红军迅速南渡乌江的行动，把国民党的重兵甩在赤水河以西和乌江以北地区，从而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后，再快速向贵阳方向逼近，完全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
当红军的前锋直逼贵阳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这就迫使蒋介石急令各路大军回防贵阳。而在国民党各部大军急忙向贵阳方向运动时，红军主力突然东进，在调出云南的敌人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贵阳、龙里之间通过，向西南急进，渡过北盘江，进入云南境内，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经东调入黔，红军威逼昆明的行动，迫使云南军阀龙云急调驻守滇北金沙江边的部队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守军兵力顿时空虚，这时红军又突然向北转移，直奔金沙江南岸。5月初，朱德部署红军分别进占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三个渡口，并指挥全军巧妙渡过金沙江，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朱德后来回忆说：“4月上旬，我们重渡乌江向南转进。。。。这时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把部队都调到东面去，一下子就落后了五天路，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我们折回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于朱德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理解深刻，对毛泽东的用兵特点十分熟悉，所以朱毛联手指挥红军，就能够在危急情况下配合默契、发挥出惊人的效率，从而使红军转危为安，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在四渡赤水战役中就充分显示了这个特点，这正是朱德对四渡赤水战役的重大历史贡献。
（作者系国防大学科研部军队建设研究所教授、大校，原载《遵义党史党建》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