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一段时间，是中国革命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的时期，也是周恩来军事实践经受严峻考验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奠定了他作为我党我军卓越领导人和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极为重要的基础。
一、在支撑危局中铸造科学战争观念和杰出战略素养
指导战争全局的人，必须善于从每一场具体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就不同意博古、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者所实行的对敌作战方针，主张应根据敌情变化，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据伍修权回忆：“周恩来同志当时也是军委副主席，在第五次反”围剿“同李德接触较多，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进行这些争论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1）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周恩来虽然是当时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决策层“三人团”成员，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只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不过，这种状况在湘江战役后得以改变。“湘江惨败，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坚决要求改变领的情绪达到了极致。“（2）于是，周恩来凭其在党和红军中独有的领导地位和历史影响，担当起了支撑危局、直接指挥全军作战的的重任。这时，对红军渡过后的行动，蒋介石判断有北出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此危急关头，遂在湖南洪江、芷江和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了四道路封锁线，可是，博古、李德却不顾敌情变化，仍机械地主张到湘西同红二、六军会合。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向周恩来提出：“监于在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经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3）这是事关我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对此，周恩来根据自己对敌我情况的分析判断，决定支持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同博古、李德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决定红军向贵州挺进，这件事说明，此时的周恩来已经从红军遭受挫折的教训中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危害，逐步在思想上、行动上摆脱博古、李德对他的束缚，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和决策重大问题。然而，一个领导集体对重大战略方针的认识是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不断统一的过程，特别是在战事紧张、敌我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每个人对战争全局的分析判断不可能完全一致，也正因如此，尽管通道会议作出了转兵贵州的决策，但博古、李德仍没有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为解决中央领导层在红军行动上的分歧，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在黎平召开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果断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对此，周恩来曾回忆说：“从老三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身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地远。”“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4）正是这次会议，中央对红军的作战行动作出了新的部署，强调“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尽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5）同时，监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这就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预置了先机。
1935年1月1日，由于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猴场再次召开会议。会上，周恩来再一次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不仅如此，会议还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6）这就从组织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红军军事指挥权的状况。正如周恩来所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7)。
二、在遵义会议中彰显卓越领导水平和高尚政治品格
遵义会议是我党在战争环境中、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所以这次会议是对每一位与会者政治信仰、能力素质、精神境界、意志品格等的重大考验，从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言行和所发挥的作用看，他一经考试完全合格，而且功勋卓著。
首先，周恩来是召开遵义会议召开的积极支持者和组织者，据聂荣臻回忆：“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他那个时候行军时往往坐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不管白天晚上赶快处理电报。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8)为做好遵义会议的组织工作，周恩来于1月9日进入遵义城后，立即部署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楼上的客厅，以供开会使用。13日，他又亲自“电告李卓然、刘少奇十四日赶来参加将于十五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9)这份电报不仅是后来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最好证据，也是周恩来支持会议召开并积极组织和筹备的实证，与此同时，他还与军委其他同志对部队的行动和任务进行了周密部署，确保了会议期间的指挥不间断和对敌作战的顺利进行。其次，周恩来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对会议的深入进行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众所周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继博古作主报告后，作了副报告。但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李德“划清了界限”(10)，不同意博古在主报告中所强调的红军遭受损失的种种客观原因，而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检查。周恩来这种自觉诚恳、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对他本人的理解、谅解，而且为毛泽东的发言打通了道路。第三、周恩来对毛泽东发言的支持具有特别的分量。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与批评。可是，李德、博古没有接受，不难想象，如果“三人团”中的三个人都不认帐，毛泽东的意见是很难通过的，斗争形势也会更加复杂，正是在这种求实与教条、真理与谬误较量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定地站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一边，全力支持和拥护毛泽东。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种支持，不仅增加了会议中拥护毛泽东的力量，而且对“三人团”其余两个执行错误路线的成员产生了极大分化、教育作用。李德当时态度顽固，“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11)但周恩来的态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古。博古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此时对自己的错误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湘江战役以来，他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触动，一想到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他的心里就非常难过，非常自责，担心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会毁在自己的手中，可是，在遵义会议上，面对同志们的批评，他又觉得有点委屈，感到好多事情都是共产国际和李德决定的，自己历来是组织观念最强的，加之中共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必须服从共产国际指导。尽管这样，当政治局作出决议，他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坚决服从会议决定，并主动辞去党中央负责人的职务。这就促成了“三人团”的解体，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
第四、周恩来竭力发挥毛泽东在军事挥上的作用。遵义会议上，尽管多数同志同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参与军事指挥；但会议还是决定周恩来为党内在军事领导上下最后决心折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不过，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周恩来处处尊重毛泽东的意见。由此可见，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不仅体现在会议表态上，而且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也正是从这个层面讲，遵义会议实际上已经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特殊贡献，毛泽东是极为认可的。据李聚奎回忆，一月底当红军准备渡赤水时，毛泽东对他谈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说：“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2)贺子珍也回忆，毛泽东后来问她谈起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3)
二、在率师转战中练就精湛指挥艺术和顽强战斗作风
遵义会议后，为克服每次作战都由很多人集体讨论而造成决心难下、贻误战机等问题，毛泽东建议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和他本人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军事。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周恩来开始协助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从一个胜利走向了又一个胜利。
当时担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曾深情地回忆道：“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布置、使战争胜利靠周副主席指挥。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在作战前，总要首先研究敌我双方的军情，“每天夜里他都要研究清楚了，然后下命令到各个部队，哪个到哪里，后方应做什么，然后到三四点点才去睡觉。他的精神特别好，青年人都熬不过他”，“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副主席了解部队水平到什么程度？比如部队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你这回仗伤亡多少、补充多少、他都一清二楚。我们军团长罗炳辉对我们部队人员的变化，有时还没有及时掌握，就曾给副主席问住过。以后我们知道“胡子”要来，就赶紧找参谋查问我们几个师、团人数及装备情况等。“周副主席在干部中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很尊敬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就像我们这样的干部，也跟他开玩笑，叫他“胡子”。(14)
可是，当我们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少数同志却因一段以部队连续行军作战所带来的一些实际困难而产生了埋怨情绪，甚至开始怀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当时林彪就提出：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15)并单独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批评了林彪等人的意见，并高度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了和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顺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16)周恩来再一次严如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长征路上，周恩来不仅要领导解决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而且要随时处理大量的、与作战胜负直接相关的军委日常事务。正如杨尚昆回忆：“长征中的周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的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受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氛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快黎明，新的一天战斗生活又要开始了，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17)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每当作战最紧迫、最危急的时刻，周恩来总是身处最前线，临阵决策，当机立断，发挥着战场指挥官的作用。
在抢渡金沙江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及时赶到皎平渡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后来战况表明，皎平渡乃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战略枢纽。因为，龙街渡口江面太宽，且有敌机骚扰，不便渡江，红门渡口江流太急，难于过江。所以，除13团在红门渡江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都是由皎平渡过金沙江的。
当敌人已做好准备，预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危急关头，周恩来又出现在安顺场，并临机决断，“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3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18)实践证明，这一决策，确保了红军抓战机，抢夺泸定桥，乘势北进。
三、在坚持北上中展现远大战略眼光和坚定斗争意志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妄图夺取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面对严峻的形势，周恩来坚决依靠党中央领导集体，与毛泽东等一起，同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勇敢坚决的斗争。
一是未雨绸缪、占据主动。6月25日，周恩来出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张国焘问及红一方面军实力，“周恩来告以约三万人。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对中共中央态度立即变得强硬，并说红四方面军计划西去”。(19)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没有顾及张国焘的影响，在会上首先作报告，鲜明提出“必须北上到川陕去”的意见，并有针对性地论证了自己的理由：“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对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北上甘肃。”(20)这一意见，得到包括张国焘 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同意。会议记录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联系后来张国焘进行的一系列分裂活动（可以说均以反对党中央北上战略而展开），以及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一历史进程，不难看出，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始终起着总揽全局，决定方向的作用。
二是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 不仅拒不执行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而且还提出要解决“组织问题”，建议“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21)与此同时，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转朱德，“要求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主席，并提出共中央决定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的权力。“(22)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主动与毛泽东、张闻天等商定，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给张国焘。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开会，决定由张国焘作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但在张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这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斗争是有理、有节的，既尽量考虑张国焘的要求，又不让他一下子把军权全部抓去。同时也说明，从不计较个人名位，一切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是周恩来的一贯品格。当时周恩来就掷地有声地讲过，“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提到最高原则上来解决》”(23)。
三是毅然决策，迅速脱险。针对张国焘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借口拖延北上并有裹胁中央红军一同南下的企图，9月8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经过讨论，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闪途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24)对此，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9月9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实祥，仍坚持南下，并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提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25)。时任右路军前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这一情况，立刻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与洛甫、博古等紧急磋商后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说服并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必将导致严重后果。”(26)但要把部队带走，还得争得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同意。在这紧急关头，正在重病中的周恩来再次大义凛然，不辱使命，义无反顾地率领红一、三军团连夜北上。
注释：
(1)(4) (7)(11)(《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第66页，第98页，第42页)。
(2)(郭军宁：《遵义会议》，新华出版社1990版，第25页)。
(3)（5）（6）（9）（16）（18）（22）（《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第273页，第273页，第276页，第283页，第284页，第287页，第289页，第289页）。
（10）（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32页）。
（12）（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从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13）（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14）（17）（20）（23）（24）（《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350——351页，第360页，第355页，第359页，第363——364页）。
（15）（《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58页）。
（作者王永林系国防大学博士生，徐焰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博士研究生导师 ，原载《军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