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更为关键的一票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王稼祥落选中央委员。在选举中央候补委员时，毛泽东亲自为王稼祥拉票，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这主要指的是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之后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王稼祥也是成员之一。其实，对遵义会议而言，周恩来的支持更为关键。毛泽东同贺子珍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周恩来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杨尚昆也说：周恩来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讲了以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李德、博古不一样，有丰富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就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我觉得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2）
　　
　　        二、李德所谓“半心半意”
　　        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说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对毛泽东的支持是“半心半意”的。长征途中，周恩来在“三人团”中是行动计划的执行者和监督者，同李德博古有密切接触，对诸多事务，无论大小，他们之间都会有往来。但是，事实表明，周恩来自古田会议开始，就十分看好毛泽东的主张和才能，此后的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举荐毛泽东统帅党和红军的意见，只是他特殊的行事风格被李德看走了眼。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进行这些争议时，我经常在场，有时由我从中翻译，有时周恩来同志直接用英语对李德讲，只是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同志只能在自己的职权和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周恩来对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本来就是了解和赞佩的，所以他当然是支持毛泽东同志的”。（3）
　　
　　        三、细节见真情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新城古寺巷  易少荃公馆里，离遵义会议会址和近旁的李德、博古住处相距较远。据当时任军委警备科长、中央纵队设营、防空司令也担任李德的翻译的王智涛介绍，进遵义城后，周恩来一面安排他寻找一处较大的房舍供中央开会，一面交待他把李德、博古安排在离毛张王远一点的地方住，安排毛张王住在一起。中央领导内部，两种不同的战争指挥方略争论十分激烈，为了各方都有较充裕的时间和相对宁静的环境为遵义会议作准备，更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能更方便商量讨论筹备遵义会议，周恩来的安排细致入微。这些不能忽视的细节，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并达到了预期成果。
　　
　　        四、周恩来“同意”什么
　　        毛泽东说的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这里的“同意”内涵深刻。首先，黎平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不仅决定转兵贵州，而且决定适时召开政治局会议审查黎平会议决议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政治局委员中唯陈云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负责殿后，对中央领导之间在战争指导上的争论不甚了解。在黎平境内的洪州司，博古约见陈云、刘伯承，告知中央战略方向已改变。到遵义，周恩来则约见陈云，就遵义会议前一些政治局委员关于纠正错误改变错误领导的建议征求陈云意见，陈云表示同意。这意味着周恩来同意召开遵义会议是对会议的结果有明确预期。至于毛泽东建议扩大会议规模，这本来就是会议成功的决定性意见。因为此前高层意见纷争，总是旗鼓相当，难辨高下。这次会议扩大到总部和军团负责人，这些同志在第一线饱尝李德、博古错误指挥之苦，他们的到会，一定会投李德、博古的反对票，毛泽东代表的正确意见在会上占压倒优势。对此，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以个人威望，亲自署名通知扩大参会的李卓然等军团领导到会。会上，他发言批评博古李德，作自我批评，实实在在地推动会议朝着预期的目标走去。
　　
　　        五、苟坝会议上周恩来实现了夙愿
　　        苟坝会议表现了毛泽东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任和无畏的担当，这是肯定的。然而，苟坝会议在绝大多数领导人形成了与毛泽东相左的意见，周恩来能静下心来，仔细听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重新开会说服众人，并由此产生新的三人指挥小组，偶然中有必然。一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已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二是周恩来长时间思考形成的夙愿——举荐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等到了机会。他拿定主意，将军权托付给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经表明，就能影响全场，足见周恩来这一票之关键。
　　
　　        六、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扯袖子”
　　        遵义会议陈列馆的幻影成像馆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当秦邦宪作完为自己错误辩护的报告后，会场舆论哗然，已经坐下的秦邦宪两次欲起反击都被近旁的周恩来按下他的臂膀制止了。这是艺术制作，编导是否把这动作就叫做党内同志间的“扯袖子”，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当时的周恩来，按其地位、资历、品行、威望的确在中央能发挥令众人折服的特殊作用。在会议上，他主持会议在军事上排除了李德的领导，却又动员翻译和工作人员对李德在生活上加以关心。他批评博古，又与之坦诚交心，动员他交出担子改任总政治部主任，并承担向共产国际解释的责任。这一切努力，使中央维持在一个统一体中解决内部分歧。遵义会议上之所以成为靠党内民主的方法解决重大问题的传世经典，周恩来的特殊贡献是无人能够取代的。他的品德与智慧，永远是党的宝贵财富。
　　
　　
　　注释：
　　（1）（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5页）。
　　（2）（《杨尚昆加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8页）。
　　（3）（《星火燎原》  1982年第1期）。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办公室副主任、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