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郑重指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选择自己的最高统帅的曲折过程中，周恩来是党内最早认识到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领导中国革命的杰出才能并全力进行推举的领袖级人物之一。由于他当时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和威望，他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前后的那段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的正确主张，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1934年夏，第五次反“围剿”眼看失败，为了准备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集中行使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12月1日，红军主力在广西界首突破了敌人的湘江封锁线，此役红军损兵折将三万多人，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此时已剩不足四万。但惨重的牺牲并没有使困境得以摆脱，敌人已在通往湘鄂西的路上布署了重兵，若按原计划到那里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1日，红军攻占了地处湘、桂、黔交界处的湖南通道县城。第二天在这里召开了一天临时会议。这次会议否定了李德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大多人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李德自己后来曾经这样谈及通道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泽东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李德不屑地提前离会，会后，他向周恩来打听详情，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通道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这是在实际的战略行动上纠正错误军事路线的开始。
根据通道会议精神，红军改向贵州前进，12月17日和18日，在黔东南的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坚持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回忆说：“在黎平争论由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毛泽东的意见为政治局正式认可。《决定》说：“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李德称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已通过的《决定》送给李德看，两人发生激烈争吵。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可见周恩来当时对李德的抵制和对毛泽东的支持是何等坚决。黎平会议《决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党和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开始。它实行的结果就是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
根据黎平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红军直扑乌江，进军遵义，12月底到达乌江不远的瓮安县小镇猴场。这时李德、博古对湘江之役仍心有余悸，听说乌江比湘江要险得多，便主张不过乌江，还是去与二、六军团会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精神并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强调，必须渡过乌江，“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于是，渡乌江，取遵义，并在那里召开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
以上史实表明，湘江之役的惨败在实际上标志着李德、博古领导作用的终结，从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明显占了上风。当时，两条军事路线的分歧集中表现在是坚持还是放弃去湘鄂西的计划，这在当时确实是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所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正因为有了这个改变，红军才得以在军事上扭转自第五次“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才把敌人主力甩在了较远的湘鄂西，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才有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因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都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几次会议之所以能够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把它变为党的决议和红军的实际行动，是与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旗帜鲜明的支持和他当时在党内的决策者的地位分不开的。
二、周恩来对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胜利，毛泽东本人进入中央领导层核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城遵义。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地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他出面提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而召开的。周恩来还负责会议的的组织工作。现有一份他在13日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
会上，博古作了主报告，周恩来接着作了副报告。周恩来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还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作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85年1月17日正值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珍贵史料——会议参加者陈云当时传达遵义会议的提纲手稿（以下简称陈云手稿）。陈云手稿记录着：“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表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这个月的月底，当红军准备一渡赤水时，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了遵义会议的情况，也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四条决定，第一条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即由政治局委员选为政治局常委。由于当时的环境，政治局委员们大都分散在各部队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情往往由政治局常委决定。当时的常委即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选的毛泽东共5人。毛泽东选为常委就是进入了中共领导层的核心。遵义会议决定的第四条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一条从组织形式上最终取消“三人团”，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最高军事指挥权委托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之一，不能说与前段左倾错误的军事指导没有关系，但他和李德、博古是不一样的。正如陈云手稿中写的那样：“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样既批评了“三人团”，又把“三人团”中周与李、博区别开来。自从1931年12月周恩来来到中央根据地工作后，从攻打赣州的前前后后到力争恢复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从前方同后方的争论到宁都会议上将毛泽东留在前线的良苦用心，从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同李德的多次争执，一直到前不久的通道 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人们可以看出一条越越清晰的脉胳：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深为佩服的，其军事思想同毛泽东的是基本一致的，而与左倾领导者相对立。因此，他的威望并没有因为参加了“三人团”而低落，反而由于他所处的地位使他对李德的抵制和对毛泽东的支持都比别人更加有力而提高了。遵义会议明确指定他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就是明证。取消“三人团”从军事指挥上去掉了李德这个太上皇；从党的领导来说：博古虽然仍是总书记，但他是被批判的对象，不可能发挥领导作用，三人团中唯有周恩来继续起着最高领导者的作用，因此他在遵义会议上态度，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能否取得胜利，毛泽东本人能否进入中央领导层的核心，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三、周恩来对最终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结束后，1935年2月5日，部队行军来到一个叫“鸡呜三省”的村子（属云南省威信县），在这里召开了常委分工会，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为党的总负责，还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第二天，部队行军至扎西镇（后为威信县城），6日至8日，新上任的张闻天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划上了句号。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认为“黔军易打，黔北空虚”，提出“回兵黔北”的方针，得到周恩来等赞同。于是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再次攻占遵义城。这次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毛泽东威信大增。3月4日 ，经张闻天、周恩来提议，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作战，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样毛泽东又恢复了1932年由宁都会议撤销的军权。
但是没过几天，毛泽东却辞去了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事情是这样的：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给驻在苟坝的前敌司令部来电，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后为贵州省金沙县城）。在当天的讨论会上，毛泽东反复阐述不能攻打的理由，但未被接受，便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来坚持自己的意见。谁知毛泽东走后，会议竞通过了撤销他这一职务的决定，并拟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所幸这一命令并未付诸实行，据周恩来回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不攻打打鼓新场的意见是对的。于是，其他常委都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3月12日，“三人小组”在贵州苟坝宣告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以毛泽东为首。从此，毛泽东不再是“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取代周恩来成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就军队而言，虽然朱德是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但是受以毛泽东为首的“三人小组”领导，因此，毛泽东就成为红军的最高首长。就党内而言，虽然由张闻天负总责，但在长征途中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打仗，军事压倒一切，“三人小组”作为受中央委托的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关，也就在实际上担负着领导党的几乎全部工作的重任。它以毛泽东为首，也就意味着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同时，毛泽东以红军最高首长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也就成为五常委之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1935年3月12日，在贵州苟坝成立“三人小组”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核心。
史实表明，在毛泽东由领导核心中的“帮助者”到“为首”者的演变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推进。他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信赖，军事上放手让他指挥，使毛泽东作为领袖的才能更加深刻地为全党认识和信服。像二占遵义的胜利，提议任命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委，攻打打鼓新场等问题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特别是“打鼓新场风波”更是成为“三人小组”成立乃至毛泽东取得了周恩来这位在军事问题上能最后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的支持，由他“说服了大家”，这才终于扭转了乾坤，才有“三人小组”的成立。这也充分体现出周恩来无私的高尚品德，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全力把更适合作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推上去，而自己甘愿作助手。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通常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指的广义的遵义会议，而不是仅指在遵义召开的三天政治局扩大会议。它还包括会议前的准备和铺垫阶段：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它也包括会议后的发展和完善阶段：“鸡鸣三省”的常委分工会、扎西会议、苟坝“三人小组”的成立，会议及其前后的三个阶段都分别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重大问题，环环相扣地推动着条件不断趋向成熟，才最终得以确立毛泽东的实际领导地位。在这一过程的每一个重要环节上，周恩来都起到了别人难以取代的、强有力的积极推进作用。因此，对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周恩来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原载《湖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