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懋功会师后，身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竟然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决定，于9月擅自率军南下，并于10月成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党和红军面临严重危急之际，周恩来挺身而出，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一、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

　　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面临的任务，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党中央认为，全国形势已出现有利革命的变化，华北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走向新的高潮。红二、六军团、二十五军、西北红军、南方各游击区都在坚持斗争，有的还取得了一些胜利。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革命只是部分损失，总的来说，国民党的统治是削弱了，蒋介石虽竭尽全力对付红军，结果却损兵折将，财政经济消耗极大。而西北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最薄弱的一环，在此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方面多于不利方面。两军在四川省西北部会合后，红军总兵力达10万人以上，士气高昂。面对新的形势，正确制定战略方针，才能推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不断地向前发展，才能有利于抗日运动的开展。为此，6月16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联名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从上述电文可以看出，党中央已明确指出，在两军会合后，党的战略方针应是立足西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首先占领甘肃地区。
　　
　　与此相反，张国焘不赞成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他于17日复电党中央，声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提出要红军北攻阿坝，过草地西进北上，“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或者“暂时利（向）南进攻”的主张。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认为张国焘强调向东或沿岷江向北发展的困难，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意夸大困难；而向西、向南的主张，又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因此，在接电后次日，即复电张国焘等，明确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并指出：以这样大的部队“经阿坝和草原游牧区进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 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2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坚持其西进和南下的主张，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包（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当天，周恩来等人以中革军委名义复电张国焘，强调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6月24日，周恩来等率军低达两河口。25日，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
　　
　　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当前战略方针、行动、指挥等问题作报告。他首先分析两军会合前红一方面军实行战略方针转变的原因。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会合前红一、四方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红四方面是西进，向懋功方面发展，向西康去；红一方面的战略方针则是到岷江东岸，在这个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派出一个支队到新疆。两军会合后，正确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不是到西康，也不是到四川成都。因为创造新苏区的目的，是要便利我们的作战。川陕甘地域广大，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好，便于红军扩大；经济条件好，便于物资的补充。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不论是地域，群众条件，经济条件，还是敌情均不利于红军发展，不利于建立根据地。而敌人则想封锁大渡河，迟滞红军于懋功、理番、松潘一带，妄图消灭我们。为了打破蒋介石集团的“围剿”，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意志，统一指挥，集中统一于中央军委领导之下。我们要迅速向松潘转移，向甘南前进，高度机动，使敌人的部署赶不上我们。
　　
　　张国焘在周恩来报告后，随即发言。他提出仍要以松潘、理番、懋功、西康为发展地区，认为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消灭敌人当更有把握。在他看来，如向南、向成都发展，消灭敌人不成问题。他以“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胡宗南部有二十余团兵力，即便到达那里也站不住脚”为由，主张战略方针应是依托现在向川康边发展。他针锋相对地反对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周恩来根据与会者的意见，作出结论：这次战争的性质是进攻的，红军到甘南更利于消灭敌人。我们的口号是赤化川陕甘，各部队要按新的战略方针迅速行动，到达预定的地区。周恩来在结论中提出按新的战略方针迅速行动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从战争的角度来看，迅速突然的行动，可以使敌人无法很好组织抵抗，无法采取防止突然袭击的措施，这样就可瓦解敌人的意志，使敌人惊慌失措，达到打败敌人的目的。毛泽东赞同周恩来的报告，提出26日讨论后，27日立即行动，向松潘迅速前进。周恩来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是完全符合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和敌我态势的。因为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日本帝国主义从关外大肆向关内侵略，出现华北危机，而红军主力主要集中在川陕甘一带活动，这些地方又具有上述的有利条件。因此，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是抗日的需要，红军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可行的。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决定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上述战略方针，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军主力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迅速消灭驻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队，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便我军向北作战和发展。
　　
　　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周恩来出席会议，同意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对他的任职不满意，通过他人之口，提出要出任军委主席，并要有“独断决行”的大权。同时，他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诋毁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人，挑拨两军的关系。7月18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从顾全大局，加强两军的团结，共同对敌出发，主动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中央接受周恩来的辞职，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张国焘在《松潘战役计划》制定后，以种种借口拒绝执行，仍坚持其错误主张，企图推翻中央的正确决定。由于他按兵不动，坐失良机，致使胡宗南部署好兵力，阻挡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道路。松潘计划无法实施，党中央只好改变北上路线，继续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而斗争。
　　
　　1935年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作战、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方面的成绩，但也指出张国焘的轻敌和分散兵力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指出退出川陕根据地及组织联邦政府等方面的错误。22日，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同时也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批评。周恩来认为张国焘的缺点与错误：首先，是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张国焘认为什么地方都可建立根据地是不对的。根据地是要包括很多条件，地域、群众、敌人……，是要有所选择的。建立根据地对布置游击队是很重要的。其次，是政权建设问题。张国焘到通南巴对建立苏维埃，建立政权是不够的，一般的只用政治部去建立，动员群众自己来建立是差的。第三，是建立联邦政府不对，因为当地没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建立联邦没有必要。第四，是在宣传上有些不符合事实，“对敌人力量估计，如认为残余的残余”，如提出“打开松潘，直下成都坝子”的口号，等等。周恩来在芦花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经过芦花会议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同时，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团结张国焘，在组织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7月28日，党中央到达毛儿盖。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开会，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再次强调“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决议要求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坚决同对革命前途和创造新根据地失去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在沙窝会议上再次明确表示，我们要依靠自己力量消灭敌人，建立苏区，“要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一切问题要在原则上来解决，“现在我们最高的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致，所以我们要将问题尽量提到最高的原则上来解决。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周恩来强调，从今天以后，全党全军要有一致的行动，坚决维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反对党中央关于红军主力由毛儿盖直接出班佑，迅速占领甘南的正确方针。他提出以主力经阿坝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边远地区，并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准备向川康边退却。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党中央于8月15日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岷江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以东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作为中国革命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强调“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扩（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虽因病未出席毛儿盖会议，但他却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率右路军北上，占领包座，挫败了国民党政府军的反动气焰，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打下了基础，以实际行动实践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二、坚持北上，反对分裂

　　张国焘在接到毛儿盖会议的决定后，拒不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他致电中央，并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 ，命令当时尚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等地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对张国焘的错误行动，9月8日，周恩来同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在周的住处进行讨论，并将讨论意见联名电告张国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南下，不论在敌情、地形、经济、群众等等方面均对红军不利，希望张国焘立即北上。10日，中央政治局鉴于张国焘仍坚持南下并企图危害党中央，电示陈昌浩、徐向前：因张国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的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同时发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严正指出“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党全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9月11日，中央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领“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竟置若罔闻，反诬中央北上为“逃跑”。
　　
　　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于9月10日凌晨，率红一、三军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省迭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发给各中央委员。周恩来因断后未能参加俄界会议。由于周恩来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俄界会议一致推举周恩来为负责军事领导的中央五人团的成员之一。周恩来率领后梯队于9月12日下午三时到达俄界。
　　
　　9月13日，党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红军由俄界继续北上。14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张国焘仍然无视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却在9月中旬于阿坝召开会议，把他自己的逃跑行为美化为“进攻路线”，把党中央的北上方针诬之为“逃跑主义”。10月5日，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理番卓木碉（现四川省大金县东北）宣布另立“中央”，公然揭出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旗帜。张国焘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同其错误作斗争极端不满，视若寇仇，在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中，竟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工作，开除其中员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辑。党中央得知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的消息后，于1936年1月13日致电张国焘，劝其取消第二“中央”，张国焘置之不理。于是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肃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的决定。经过党中央的一再教育、挽救，朱德、刘伯承的坚韧斗争，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反对，周恩来的一再争取、帮助，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于6月10日电得中央，同意在6月底北上。但他的北上只是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企图实现其在青海、甘肃、新疆等边僻地区独树一帜与中央抗衡的野心。6月11日和19日，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连电张国焘，说明当时形势，提出二、四方面军宜出甘南而不宜向夏洮地域，理由是：避免引起回族汉族的冲突；有利于争取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甘南敌情较弱，便于红军的发展；有利于红军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有利于物资、兵员的补充等等。由于各方面的努力，6月29日，红四方面军才颁发了二次北上的政治命令。7月3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下达《北上抗日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由于张国焘的北上路线、方针与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不相同的。7月22日，周恩来等再次电告张国焘等，希望他们北上甘南。8月1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又联名电告张国焘等，指出红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并介绍北上沿途情况。9月24日，周恩来和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联名电告任弼时，“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张国焘等经上商讨一切”。同日，周恩来等又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告知红军应集中兵力于静宁等地区，以打击胡宗南所部，要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界石铺，余部则陆续北上。9月26日、2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又连电频催张国焘率部北上。由于党中央、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和红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才被迫率军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得以胜利会师，从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三、为创建抗日的前进阵地而斗争

　　党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是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力量，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抗日力量，把新的革命根据地扩展成为抗日的前进阵地。
　　
　　创建抗日的前进阵地，首先要选好落脚点，即建立革命根据地并要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抗日力量，把新建的根据地发展成为抗日的前进阵地。为此，周恩来又在上述的两个原则问题上与张国焘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35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哈达铺从旧报纸中得知刘志丹已在陕北建立根据地，于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决定向陕北根据地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周恩来出席了常委会，同意会议的决定。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与当地红军以及早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会合。10月22日，周恩来就创立根据地和白区等工作进行部署。1936年1月2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作新的政治形势下的组织工作的发言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中心是开展民族战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周恩来认为，组织原则应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开展民族战争中，迅速发展党的组织；各地党组织要在统一政策下，独立开展斗争；党要依靠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党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改变对党员成分的机械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在白区工作中，党组织要打入一切组织中去；要争取白天军和地主武装。周恩来的发言，事实上已回答了为什么要创造抗日的前进阵地和如何创建抗日前进阵地这两个主要问题。10日，周恩来出席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中央的决定：红军从陕北渡黄河东征，以扩大红军影响，为抗日作好政治上、组织上、物资上的准备。
　　
　　张国焘在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前后，仍不承认北上方针的正确。1936年4月初，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四、五两月准备工作计划》，提出“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但张国焘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报告中却说：“我们夺取西北为的是进攻敌人，与毛、周、张、博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7月，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等对他们北上表示深切的关注，不断通报敌情，给予许多重要指示。8月1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红二、四方面军，祝贺他们包座战斗的胜利。
　　
　　以后，张国焘虽然还准备向青海和甘肃西部前进，并妄图实现他的西进计划，但由于党中央、周恩来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一再坚持正确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西进计划作了机智巧妙的斗争，终于创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抗日的前进阵地。
　　
　　为了实现全国抗日的目的，周恩来还正确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和张国焘曲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8月10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坚决拥护中央作出的为了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起草致国民党的信和关于对蒋介石政策的党内指示的决定。他在发言中阐述了红军的团结、胜利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在联系。他还提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政、军各方面工作都会发生变化，党中央要做好准备。8月12日，周恩来等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建议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准备攻打宁夏，以建立西北国防政府，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以达到发动大规模抗日战争的目的。8月13日，周恩来等再次致电红四方面军，提出“我们的基本方针为逼蒋抗日”。但张国焘对建立上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联蒋方针却想不通。他于9月26日给中央来电，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异议。他认为胡宗南进入甘肃，必然会向红军积极进攻，张学良在蒋介石极力压迫下，对红军有可能采取较积极进攻的行动，并对周恩来将去南京，表示不大理解。27日，周恩来和毛泽东等回电，指出张国焘对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南京政府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以与以前不同，所以党中央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周恩来准备出去，系应南京政府的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益加接近，杨虎城亦与中央实行停战。11月13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出要利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以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他的阶级性，也会始终动摇的。抗日逼蒋需要有很大的力量，目前有四种力量：1、国际上的力量；2、群众的力量；3、南京政府在野势力的力量，各地反蒋势力以及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4、红军及游击队的力量。这四种力量是使蒋介石走到抗日方面来的重要条件，应该以实现逼蒋抗日来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周恩来的发言，再次把红军的团结、统一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18日，周恩来看望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经过周恩来等多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和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以及红一、二、四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写信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表示要“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坚决执行党的总路线”，三个方面军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之下，团结一致，一致努力，一定能够取得最大的胜利。
　　
　　如上所述，周恩来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是义正词严，有理、有节的。在张国焘未公开叛党前，周恩来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党的原则教育人，处处从党的团结、红军的团结出发处理复杂的问题。在组织问题上，他和中央一样，采取慎重的态度。张国焘虽然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但根据他的历史和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在他已表示愿意改正错误的时候，中央仍给他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当张国焘公开叛党，周恩来就毫不足惜地主张将他开除出党，清除影响，这仍然是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了党的最高原则——革命的胜利。由于周恩来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广博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清醒敏锐的政治头脑，加上他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因而他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有胆有识，智勇双全，能够妥善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为捍卫党的原则，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作出巨大贡献，堪称我们党同分裂主义作斗争的楷模，值得我们永远敬仰和学习。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原载《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