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早年留学法国，筹建中共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大革命时期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发动的南昌起义出任总指挥，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又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并直接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资历使周恩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军内都具有特殊的地位，享有崇高的威望，这是他能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发挥特殊作用的重要基础。分析周恩来在长征中的作用，不能抛开长征前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身份和地位，单就长征论长征。
一、长征前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地位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与他的家庭出身以及早期革命经历密切相关。家庭出身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来还得以到法国留学，到苏联学军事，再加上他个人的天分，这一切进一步拓展了他的眼界；早期革命经历又极大地锻炼了他从事革命实践的天分和能力，积累了他人无法企及的革命经验和资历，这为他后来能担当中共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发挥重要作用作了很好的铺垫。仅就周恩来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段的革命经历来看，尽管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拥有雄厚的革命资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但他十分尊重毛泽东对于中央红军领导，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围剿”，更使他对毛泽东本人的军事领导深为信服。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本人是个非常讲组织原则的人，对中共的组织纪律始终严格遵守，不会越雷池一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后，留苏学生主导的中共临时中央来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自诩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传，把毛泽东长期领导红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讽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左”倾错误指导下，1932年10份中共临时中央召开了宁都会议，把正在前线指挥的周恩来召回，并决定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事实上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直接领导，让毛泽东到后方从事政府工作。周恩来虽然不情愿，但是一向自觉服从中共组织纪律为准则的他，只好服从。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更适合在前方直接领导作战，向临时中央提出要留毛泽东在前方协助指挥作战，被临时中央拒绝；最后在周恩来坚持下，临时中央做出了一定让步，同意必要时毛泽东可以去前方协助周恩来指挥作战。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十分尊重的，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是非常认可的，而周本人也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毛泽东相比是有差距的。
毛泽东离开对红军的领导岗位后，蒋介石于1933年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了反围剿战争，苏区军民的大力支持下，采取大兵团作战，每战以优势兵力包围敌人一部，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式，终于打破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周恩来在中共和红军中的威信也得到巩固和提高。但第四次反围剿所采取的“御敌于远离苏区中心地方的战术”（1），和前三次反围剿采取的诱敌深入战术有明显不同。虽然是胜利了，但采取的战术在胜利因素中所占的成分到底有多大，是不好估量的，因为蒋介石当时为对付日本的进攻，主动撤军也是一个因素。毕竟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这就使当时的临时中央认识到，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国民党军队正面抗衡，照样可以打胜仗，这就对红军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这一点在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得到了印证。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采取德国顾问的提出碉堡战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包围。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博古、李德采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术，让红军和国民党打阵地战，拼消耗，完全丧失了机动灵活的优势，根据地军民承受了重大伤亡。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的支持，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等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主要指挥权， 红军处处被动，承受的巨大伤亡，促使包括红军各级指挥员，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产生了强烈不满。周恩来则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斗中所采取战略战术的正确，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促使他希望毛泽东能重回红军领导岗位。
二、长征过程中周恩来发挥的特殊作用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走上长征之路。周恩来作为中共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深刻反思和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逐步纠正了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指导；推动并主持召开了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长征路上和中共其他领导和红军将领一起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使三大红军主力终于胜利到达陕北抗日前沿，从而使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篇章。
（一）为毛泽东争取到参加长征的机会
从中央到基层干部士兵只知道红军要撤离根据地了，并且从为撤离做的准备工作看，可能还是远征，但红军要到哪里，一开始并不明确。而行军方向和目标的不明，在各级红军指挥员和士兵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困惑，这对中共和红军显然是不利的。作为中共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作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以及细心周到的争取人心工作，尽可能使党和红军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中央红军离开经营多年的根据地远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走谁留的问题，红军不可能带上所有的军民，尤其很多无法上路的伤病员，而且也需要留下部分红军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继续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留下意味着什么大家是心知肚明的。然而“左”倾错误领导以宗派主义对待去留问题，竟然要留下毛泽东，而在乡下养病的毛本人也没有接到参加长征的任何通知。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深知毛泽东政治军事才能的周恩来明白，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将可能是一种什么结果，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力排左倾错误干扰，使毛泽东得以和中央红军一起长征。实践证明，正是周恩来坚持要毛泽东参加长征的这一不懈努力，最终使毛泽东有机会得以重新领导红军，从而使红军重新焕发了生机活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争取毛泽东参加长征，是周恩来为中共和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力所能及做稳定人心的工作
如前所述，人员去留问题是红军长征首先要面临的突出问题，虽然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红军的精华仍在，随红军一起走，就意味着多一份安全上的保证，而留在根据地继续打游击，就意味着多一份可能的牺牲，不少没有被通知长征的人，内心很矛盾，情绪很沉闷，感情上波动很大。去留问题解决不好，不但影响军队的士气，也影响根据地未来的走向，实际上事关人心向背一个大问题。周恩来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一个杰出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一个非常珍视革命友情的人，他对人员去留问题，对人心问题，以及对红军离开后根据地前景等，不可能没有一个客观的估计与判断。因为政治上博古说了算，军事上李德说了算，所以人员去留问题不是周恩来所能决定了的，但是在长征前夕，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人心的安抚工作。比如陈毅，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曾一度出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长征前夕，身负重伤的陈毅正在治疗养病，已经被临时中央安排留下，但这一消息他是不知道的。病中的陈毅是清醒的，他听出了集结的军号声，判断出红军有新的行动了，具体是什么行动，他一无所知。陈毅是在周恩来探望他时才知道长征的消息（2），周恩来的到来给陈毅以极大的心理安慰，两位曾同在法国留学的革命者在病房相见了。周告诉陈，他将被留下来负责指挥军事，他的搭档是项英。中央红军马上要长征的消息，周恩来不只告诉陈毅一个人，他是在尽力地做安慰同志、平抚人们内心不安情绪的工作。
（三）负责长征前夕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左倾错误领导下，红军长征成了坛坛罐罐的大迁移，成了整个根据地政权机构和庞大后勤机构的大迁移。一切能带走的都带走，给留守军民留下的所剩无几，这么做的后果一是暴露了临时中央对留守人员以及根据地的保卫和建设工作，一开始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与信心，一是给长征路上的红军带上了沉重的包袱，导致红军继续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按照分工，周恩来负责长征前夕的组织协调工作，他充分发挥出了组织协调天赋与才能，尽可能地做到了有条不紊地撤离工作，以至于红军长征的意图一开始并没有被国民党发现，撤离根据地的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竟没遇到多少阻碍就连过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不能不说，这与周恩来所负责的组织协调工作是分不开。
（四）逐步扭转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
第五次反围剿使红军和根据地承受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同样使周恩来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指挥产生了疑问和反感，尤其是对指挥红军的外国军事顾问李德失去了耐心。周恩来对比第五次反围剿和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的根本不同，认为毛泽东采取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集中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对于处于游击战争环境中的红军是适用的；毛泽东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游击战争方针是有效的；而左倾错误指导，使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集中兵力和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是行不通的，最终承重大损失的还是红军，等待和抓住时机，纠正左倾军事指挥的错误是十分必要的。
对临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纠正，主要体现在长征路上中共召开的系列会议上，而周恩来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通道会议。“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3）韩素音在所著《早晨的洪流—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第一部）》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关于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情况，资料十分缺乏，只是刘伯承说过那时候曾经‘稍事休整’”（4）。由于战事紧急，红军在长征中丢失了很多文字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就极其珍贵，据著名党史学家孙日昆说，邓颖超在接受他采访时（1984年4月18日），向他介绍了通道会议的有关情况，基本是周恩来主持召开了通道会议，并请毛泽东参加。在会上，毛泽东立即发挥了主导作用，建议红军放弃去湘西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合的计划，把行军目标改为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遵义，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同意。通道会议是红军长征中很重要的会议，改变了红军的行军路线，避免了红军陷入国民党在湘西的重兵包围。
2.黎平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建议红军转向遵义，夺取遵义后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在遵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使红军有巩固的后方。李德由于生病没有参加黎平会议，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意见再次被采纳，于是红军向乌江挺进。
3.猴场会议。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毛泽东的主张为中共中央采纳，力量的天平逐渐向毛泽东倾斜，引起了博古、李德的不满，尤其是李德要改变红军夺取遵义的行军计划，重新提出与已到贵州东北边境的红二方面军会合，那样红军就不得不掉头东进。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挺进乌江，进入四川。在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占了上风。
4.遵义会议。红军渡过乌江后，智取遵义，召开了在中共历史上至关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能够和成功举行，周恩来起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李德“则拼命反对召开，他说在黎平已经开了一次会，已经‘解决了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5）可以想象，假如李德能够成功阻止遵义会议的召开，则毛泽东将很难重新领导和掌握红军，李德当时是拥有阻止会议召开的砝码的，那就是时任中共负责人的博古的支持，但在红军中已失去威望的李德已经不能一手遮天。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坚决支持和红军将领的强烈要求下，周恩来发起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二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主持者，主持者勇于开展自我批评，承担责任，就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定了调子，奠定了基础。三是周恩来的态度为毛泽东发言，并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会上博古首先发言，试图推卸责任；而周恩来在发言中主动进行了严肃而又坦率的自我批评，这样就扭转了博古试图推卸责任的会议气氛，为毛泽东开展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开启了有利条件，使会议真正成为纠错的会议。四是周恩来“主动退职，建议毛泽东担任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他一贯正确，我们应当听从他。’”（6）周恩来提出了毛泽东担任领导作战职务的决议案，得到会议通过，使毛泽东在实际上重新掌握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从此中共和红军迎来了新生，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仅就以上会议可以看出，周恩来在长征开始后，即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了认真反思，认识到左倾临时中央对党和红军的错误领导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并在中共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上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毛泽东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的重要主张为中共采纳，也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发言赢得支持提供了一系列准备；而正是周恩来发起召开遵义会议，并在会议上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最终使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使红军胜利完成长征，并走上了抗日的前沿，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
注释：
（1）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内部发行)》，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2）（3）（(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第116页）
（4）（5）（6）（ (美)韩素音：《早晨的洪流—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第1部）》，香港南粤出版社，1974年版）
（作者系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