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以下简称“毛张周”）中央三人领导体制的架构与确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核心，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决策者。这种奇特而微妙的合作关系，维系了数年之久，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它的形成，在当时党内军内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公信力和凝聚力，从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
近10余年来，随着党史研究（尤其是张闻天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新成果，有的传统观点和思维定势被突破，一些长期被淹埋和沉淀的史实得到披露和钩沉。本文在学习和吸纳党史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长征中“毛张周”领导体制的架构、演变及其重大历史作用作一考察和综述，以求教于党史界的前辈与同仁。
一、从博李周“三人团”到毛张周“中央队三人团”：新领导体制的发轫，“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遵义会议是“毛张周”领导体制开始架构的枢纽和关键。众所周知，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排除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仅保留了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1934年“广昌决战”时，博古、李德亲赴前线指挥战事，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上一切李德说了算。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则调到后方留守中革军委。结果，4月28日广昌失守，敌人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形势骤然紧张起来。5月下旬，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得到共产国际复电批准。随后，为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重大事宜，中央书记处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政治、军事大计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1）二把手张闻天则因“博洛矛盾”，被派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去了。
张闻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即常委），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中央苏区，他虽曾一度执行过“左”倾错误，但由于他比较务实、理智，接触苏区实际后不久便同“左”倾中央领导人博古在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广昌战役失败后，他又同博古在军事方针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批评博古“不该同敌军硬拼”，而应“保存实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不应该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依靠李德，自已要有点主意”。博古却拒不接受，并饥讽张闻天是普列汉诺夫式的“机会主义”。张闻天没有改变自已的正确意见。他在同博古逐渐疏远的同时，对毛泽东却很尊重，两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开始沟通。其中的契机，是1934年1月的五中全会和二苏大。在此期间，博古使用“一箭双雕”的计谋，让张闻天聘任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既架空了毛泽东（毛原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排挤了张闻天(让张闻天离开了党中央核心领导层)。可这件事在客观上，恰恰为毛、张在工作中的接触与交往，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二苏大后，张闻天从瑞金下肖村中宣部驻地，搬到沙洲坝无太屋中央政府驻地，同毛泽东比邻而居，吴亮平（国民经济部部长）则是毛、张“两位主席”之间工作上沟通、传递的“信使”。8月下旬，张闻天从闽赣省“巡视”四五十天后回到瑞金，即任人民委员会机关迁往云石山，又同毛泽东一起同住在“云山古寺”，此后，两人朝久相处、促膝谈心，感情融洽，政见相通。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在于都视察病倒，张闻天闻讯后即派傅连璋前去精心治疗，使毛泽东度过一劫。这时的张闻天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心态上，已开始从“博洛矛盾”转向“毛张合作”，有几件事可以说明：张闻天曾虚心向毛泽东学习，在毛泽东1934年1月写了《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后，他于4月间即写了《区苏自怎样工作》一文，后来合编成单行本，取名为《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作为中央人民委员会的指导性文件，印发给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工作人员学习、施行。这是毛泽东、张闻天合作的最初标志。6月下旬，张闻天在《斗争》第64期上发表《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为毛泽东和苏区政要瞩目关注。文章尖锐提出，“不要惧怕‘左倾革命家’的威吓，”认为“极左主义是机会主义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是危害“党与苏维埃的整体利益的”，不坚决批判“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是不可能的。”这篇文章触及了博古、李德“左”倾错误领导的思想实质与根源，表明张闻天已从“左”倾营垒中“杀”出来。步入正确路线的轨道了。长征前久，张闻天于9月29日又为《红色中华》撰写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整个国内战争的实质”，批判了“左”倾军事领导者的“拚命主义”、“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文章虽然还没有冲破中央“进攻路线”的外壳，却已明确地否定“左”倾军事路线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了。张闻天这些思想的萌生，显然同他与毛泽东的接触、沟通及其影响是不无联系的。
毛泽东同张闻天原先素不相识，在中央苏区的斗争实践中才有所了解，博古等人反“江西罗明主义”邓、毛、谢、古时，毛泽东耳闻张闻天积极参与甚是恼怒（为此记恨了几十年），但后来看到博洛多有分歧，并发生公开冲突，便觉察出了张有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可能。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和修养”。所以，毛泽东“才用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之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毛泽东认为，“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2）这是毛泽东的睿智和高超。
于是，长征开始后，毛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闻天、王稼祥欣表同意。这时，最高“三人团”忙着指挥部队出征，无暇顾及他事，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撂在一边，这就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供了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机会，所谓“担架上的阴谋”由此发端。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毛泽东所料，争取到张闻天很奏效。由于担架成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沟通密谈的床，话题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上，三人一拍即合，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取得共识，而且在感情上更加亲近，毛泽东影响了张闻天，张闻天又影响了王稼祥，这就逐渐形成了“中央队三人团”。在这个“三人团”中，毛是核心人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是三人中职务最高的，为政治局常委，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地位。他们的结合，构成政治局内反对“左”倾错过的中坚力量。正如张闻天后来所言：“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过，我很快的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毛张王在长征初期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主要有三个回合：一是通道会议。中央红军长征开拔以来，部队将士就日益滋长对李德、博古的不满情绪。湘江之役后，红军主力“折损过半”，八万六千多人锐减为三万多人，部队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这时，博古一筹莫展，差点自杀；李德唉声叹气，诿过于人。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集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他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请君入瓮”，再去湘西，必陷敌重围。因此，他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张、王此前已与毛有商，发言中极力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也赞同这一意见。博古此时未再固执已见，李德却因自已的意见被多数人否定而退出会场。会议最后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二是黎平会议。12月15日红军攻克黎平后，周恩来于18日在黎平县城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李德托病未参会，却坚持原议，毛泽东仍坚持主张继续向黔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后来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过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3）博古表示服从会议决定。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实施“黎平转兵”，会议后，中央红军挥西指，打破了敌军的围堵部署，部队面貌为之一新。三是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中共政治局又在瓮安的猴场召开会议。在周恩来主持下，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指出：“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4)。这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这时，被李德、博古排挤的刘伯承已调任军委总参谋长，中央政治局开始摆脱了“洋顾问”李德的军权制控。
综上所述可见，为挽救党和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几次在党的会议上挫败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提出并坚持了红军战略行动的正确方针，通道会议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的主张，黎平会议实施了红军挥哥西指的“转兵”决策，猴场会议巩固和发展了黎平会议的成果。没有长征初期这三次会议的胜利，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张闻天所言，由于毛、张、王走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5）
但争论仍未结束，“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6),尤其是对王稼祥，毛泽东一路上同他“谈论了一些党和国家的问题”，坚定了他“拥护毛主席的决心”。在党和红军面临危亡关键时刻，王稼祥同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要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7)张闻天与王稼祥经过黄平的“桔林谈话”，已初步酝酿了”变换军事领导的意见”，(8)立即同意王稼祥同志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9)。
于是，毛、张、王向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1935年1月7日红军袭占遵义，遵义会议的召开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曾谈及这段历史，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一、 从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到周毛王“新三人团”：新领导体制的演进，实现了红军的重大战略转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博古作了报告，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朱德、周恩来等相继发言，值得关注的是，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记载：“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泽东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已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这段珍贵的原始记述中可以看出，毛张王的“提纲和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并得到周恩来等多数与会人员（除博古、李德、凯丰外）的“完全同意”，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正确主张。
纵观遵义会议的全过程，笔者认为，有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张闻天的“反报告”，在政治上、军事上起了拨乱反正的导向性作用，而这个“反报告”是毛、张、王在长征初期一路上反复酝酿，共同商议的产物，是毛、张、王集体智慧的结晶，张闻天在会上是手持他们三人共同拟定的“提纲”发言的。二是周恩来的举荐发言，在组织上起了重新考虑军事主帅的决策性作用。周恩来在作了副报告、听取了张、毛、王、朱、等人的发言后，“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0）正是张闻天、周恩来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发言和力荐，方产生了遵义会议最富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遵义会议结束时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党委，这时共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1）。也就是说，军事指挥上周恩来最后“拍板”，毛为周的“助手”。
遵义会议不久，在部队行军至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在那个地方，洛甫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当时张闻天取代博古，出任党的总书记，是历史合乎情理的选 择，也是毛泽东力荐的结果，周恩来后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一文中谈及此事说：“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泽东力荐张闻天做总书记，是不无道理的，也是深得人心的，张闻天是当时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老常委，张曾在苏共红色教授学院深造，马列主义理论功底深厚，张与王明、博古曾是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容易被批准，张在中央苏区与毛合作得不错，是个“学者型”领导人，温文儒雅，从不争权，容易共事，张在遵义会议作了“反报告”，写了《决议》，立了大功，党内威信挺高，毛泽东刚进入核心领导层，当总书记条件还不十分成熟，党内还有对立面，一时难以服众，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因素，经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常委一致推举张闻天出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绝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12），这时，张闻天是党中央总书记，周恩来是最高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是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这时的毛泽东无论是党内还是军内都不是最高领导人，这是事实，只有尊重史实，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和判断。
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红军长征途中军事斗争的实际出发，适时作出了一些重要决策，处理了几件大事。
第一，召开扎西会议，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布置了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决定了中央红军缩编问题，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
第二，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后，于1935年2月5日至10日，在威信县境扎西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执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史称“遵义会议决议”），为了便于快速传达，张闻天根据《决议》精神，又增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概述了《决议》的大意和要点，于2 月8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正式发布，随即向红军将士传达贯彻，同时电告中央苏区项英、陈毅和红二、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遵义会议的讨论与传达贯彻，是当时党内的一件大事，对于彻底否定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统一全党和中央红军的步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全国各路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张闻天作为“提纲”的执笔者，“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首次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初步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一些规律性认识，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既是张闻天本人挣脱“左”倾教条主义桎梏，拨乱归正和思想飞跃的界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开始成熟，稳步前进的标志。张闻天的这一功绩，当然是受毛泽东直接影响的结果，正如张闻天自已所言：“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13）在扎西会议上，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还对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和组织领导，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对红二、六军团的路线行动方针和领导机构作了批复，对中央红军的建制进行了缩编，下达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与此同时，会议还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土城战斗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出山”后提议并领导的第一次战斗，结果打得不好，部队伤亡惨重，以到博古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毛泽东总线了战斗失利的 三条教训（敌情没摸准，轻敌，分散了兵力）后，强调说：“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14）。
第三，成立了新“新三人团”，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决策机构
3月初，在周、毛、朱指挥下，抢占娄山关，再取遵义城，歼敌二个师，溃敌八个团，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为此，经张闻天建议，在遵义成立了一个军委领导下的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 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打鼓新场战斗”问题。会上，林彪、聂荣臻等大多数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坚持主张不打，并以辞去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力争，有人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张闻天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作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并通过表决撤销了毛泽东担任不到10天的前敌政治委员一职，改由彭德怀暂代。散会后，毛泽东仍担心红军受损，半夜又找周恩来陈术利 。周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15）会后，中央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重大损失。
从这件事情中，毛泽东深切体会到，红军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讨论，要成立一个小组，指挥战事。毛泽东即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战事。张闻天“很赞成”毛的意见，于3月12日在苟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作战。30多年后，毛泽东在1967年1月22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曾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可见，新“三人团”是以周恩来为首的，过去许多党史书提以毛泽东为首“是不确切的。这个新“三人团”，是红军长征的战争环境下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当然，新“三人团”是置于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之下指挥军事行动的。
第四，四渡赤水，跳出了敌军围追堵截的重围，取得了战略转移的重大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新的周、毛、王“三人团”指挥下，中央红军开展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于1月29日一渡赤水，集兵扎西，2月18日到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3月16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挥师东进，3月21至22日四渡赤水，南渡乌江。随后，又佯攻贵阳，威逼昆明，于5月初渡过金沙江，至此，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等人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第五，召开会理会议，克服军中高层离心倾向，巩固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红军四渡赤水对部队中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觉得部队迂回穿插，疲于奔袭，白了走了许多路，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认为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跨的，象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16），并给周、毛、王“三人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17)。同时，“三人团“成员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而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18)。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又给彭德怀打电话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19），林彪的言行遭到彭德怀的拒绝和聂荣臻的抵制。
为了统一思想，5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张闻天在会理郊外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20）并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21）其实彭德怀事前并未看到林彪的信，但他“当时也未介意”，采取“事后自然明”态度，未在会上声辩（岂知后来毛积怨很深）。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从而使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击破了蒋介石要朱毛做“石达开第二”的预言，于6月18日近抵懋功县城，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周、毛等会见李先念等人，至此红军的长征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注释：
（1）（《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
（2）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175——176页。
（3）（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节录）》，《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64页）。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446页）。
（5）（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78页，第80页）。
（6）（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66 页，第69页）。
（7）（《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第340——341页，第346——347页，第362页）。
（8）（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197——198页）。
（9）(14)(22)(《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340页——341页，第346——347页，第362页)。
(10)(《周恩来传》（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第283页)。
(11)(陈云：《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何方：《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四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 341页）。
（16）（19）（20）（《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第258页）。
（17）（《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98页）。
（18）（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转引自程中原《张闻天传》第221页）。
（2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第199页）。
（2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458——460页）。
（24）（27）（《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271页）。
（25）（《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9页，转引自张培森《张闻天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第338页）。
（26）（毛泽东1936年5月2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转引程中原《张闻天传》第311页）。
（作者系江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教授，原载《江西社 会科学》2004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