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一度红火的中央苏区陷入困境。1934年6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为此，时任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主持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指挥，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安排落实突围转移的重担落在了周恩来身上。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就是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推动这一转折的过程中，周恩来付出了巨大努力，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决策转兵，摆脱了红军陷入绝境的危险
最初，中央红军计划前往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觉察出红军西进的意图，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周恩来采纳正确意见，果断决定转兵进黔，使红军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这一决策，是基于对作战教训的总结和对毛泽东的信任。
从中央苏区突围，红军要冲破四道封锁线，周恩来、朱德利用“南天王”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几经谈判与其达成了“借道”协议，前三道封锁线虽也有过激烈战斗，但总体上还是比较顺利的。挡在面前的第四道封锁线是湘江，蒋介石调集30万兵马，在此以东地域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经过殊死拼杀，红军主力虽突破了湘江封锁线，但自身也付出了惨重代价，由出发时的8万6千多人减到了3万多人。
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博古痛心疾首，一筹莫展，李德也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垂头丧气，迁怒于人；只有周恩来在坚持工作，独立支撑着困局。这时，军中对最高领导层普遍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情绪，认为仗如果这样打下去，红军就有毁灭的危险。而蒋介石早在湘江战役前，就制定了所谓“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如果在湘江以东不能消灭红军，下一步要在湘江以西歼灭。
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1934年12月上旬，红军在黔东南翻过老山界，中央内部关于战略行动方针发生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去红二、六军团的道路上敌人已设重兵，现在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这些建议，也正是周恩来日夜思考的问题。周恩来是组织性很强的人，过去对博古、李德的意图，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虽提过不同意见、有过争论，但未被采纳时也没有执意坚持。如今，血的教训让他深深感到，不能再让他们瞎指挥下去，否则党和红军就会走向毁灭。周恩来在选择时机，要在军事战略方向上实现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让周恩来下决心摆脱博古、李德领导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他们相识于大革命时期，革命主张的一致，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尤其是到中央苏区以后，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的才能更是由衷赞佩。他认为“泽东的经验与长征”是指挥作战，“由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出于这种赞赏，在毛泽东落难之际，周恩来同样援之以手。宁都会议及会后如此，长征同样如此。
党史书上常见的说法，是博古不想让毛泽东参加长征。对此，毛泽东年谱和传记无明确记载或语焉不详。权威文献是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全的回忆录中有此一言，其他当事人的回忆中也有相同内容。主要原因是“左”倾领导者想把自己不喜欢的干部乘机甩掉，也有让毛泽东发挥优势、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之说。中央高级干部的去留，均由“三人团”决定。张闻天作为政治局常委，也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对瞿秋白想参加长征的愿望他都爱莫能助，其他人的作用更是可想而知了。毛泽东是博古、李德排挤、打击的对象，当时已被派驻宁都搞调查研究。能劝动博古改变主意的，自然只有周恩来。他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有很高厨房，怎能不带呢？博古无奈之下才答应下来。据说，后来李德怨怪他书生意气、优柔寡断，指责“这是一个后果严重的错误”。这就是说，是周恩来据理力争，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的。
后来又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自己想留在中央苏区。这源自博古后人的回忆，金一南《浴血荣光》中也有相应的介绍。是周恩来连夜赶去劝说，毛泽东才同意参加长征。分析起来，这一说法也有可信之处。一是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亲手领导创建的，感情深，不愿走或走得不甘心；二是受博古、李德长期排挤，他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采纳，想留下来继续开展游击斗争，把根据地再搞出个样子来。还有一点，毛泽东看不上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以他倔强的性格，不愿与对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为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大多人认为这是野史，因为在目前可见的文献中无据可查。
我们且不去考证上述情节的真伪。无论哪种说法，都印证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是经过周恩来努力才随军长征的。试想，如果毛泽东留下了，在异常严峻的困境中他的命运会如何？中央红军和党的命运又会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毛泽东没有参加长征，“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单从这一点讲，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贡献都是居功至伟的。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并未与“三人团”同行，而是在其他纵队随军行动，这显然是一种“边缘化”的安排。但周恩来注意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关心他的安危。湘江之战时，周恩来在渡口指挥军委纵队渡江，焦急地询问毛泽东渡江没有。当看到他大步走来时，立刻迎上前去，让其迅速过江。这既体现了对毛泽东的尊重，更体现了他着眼革命大局的宽阔胸怀。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周恩来力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转移的行军方向，这就是通道会议。围绕是否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会上争得非常激烈，毛泽东等人否定原定计划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但博古、李德则坚持西进会合。这次临时会议时间短促，虽然未能扭转博古、李德的主张，但正确意见已开始在中央领导层占了上风，实现了“通道改向”，部队西进黔东而不是立即北上湘西。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自宁都会议后的两年来，由于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这次会上，往常镇定自若的周恩来“显得有些激动”。刘伯承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召开。通道会议是历史转折的最初一步，为此后的黎平会议作了必要的准备。
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博古、李德坚持折入黔东，然后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势必会陷入敌人的罗网，周恩来果断决定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贵州遵义。黎平转兵，是重大的战略转变的开始，在风雨中拨正了党和红军的前进方向。李德见自己的意见被否决，当场发了“洋脾气”，以生病为由中途退场。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李德看后大发雷霆，俩人用英语吵了起来。周恩来拍了桌子，桌上的马灯都被震得跳起来熄灭了。从此，周恩来与李德的关系开始疏远。博古服从会议决定，还劝慰周恩来“不要理他。”第二天，周恩来作出执行会议决议的部署。
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又在瓮安的猴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地区根据地，然后再向川南发展。这次会议，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红军独断专行的指挥权。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实现了红军转移的战略转变，使党和红军摆脱了陷入绝境的危险，也为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错误打下了基础。
全力举荐，促成了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前的三次会议可以视为遵义会议的前奏，为毛泽东的崛起之路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处在特殊位置上的周恩来，顺势而上，有力推动了这个过程的演变，在遵义会议上更是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目的是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报告，以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报告后，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作长篇发言，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参与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议：“（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同毛泽东商议后由王出面提议，并得到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支持召开的。周恩来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备者、关键组织者和领导者。
毛泽东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事实确实如此。遵义会议的召集，是基于通道会议的各种争论而由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自通道会议后，不断的斗争，就是排除李德指挥作战，改变战略方针。召开遵义会议意味着什么，扩大到军团一级意味着什么，博古、李德应该是有察觉的，最初不同意让军团主要领导参加。周恩来不仅支持，而且还积极进行筹备和组织。红军进入遵义后，他立即布置参谋人员准备会场，对一、五、九军团的行动和会议期间的任务作出细致周密的安排。他亲自电报通知军团负责人与会，当年发给刘少奇、李卓然的那份电报，不仅成为后来研究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文献资料，而且也成为周恩来组织筹备会议的有力证据。
毛泽东还说过：“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对周恩来影响会议进程的客观评价。周恩来“严肃而认真”准备的副报告，现身说法，进行自我批评。一方面以很强的说服力，让大家认识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使不愿承认错误的博古、李德陷入被动；一方面给后来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长篇发方以有力支持。同时，也为随后打破僵局，提出撤销自己的职务，举荐毛泽东出来指挥作战作了铺垫。陈云起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之所以特别突出周恩来，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上特殊地位和关键作用的重视和肯定。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遵义会议在革命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毛泽东取得了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用他的话说，从这时起“说话就算数了”。这次会议在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是党开始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周恩来讲：由于毛泽东拨转上航向，使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由于种种原因，一段时间普淡化了周恩来对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当然也和他一向虚怀若谷、从不摆功诿过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的历史性作用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两句话是证明，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人的回忆也是有力证明。聂荣臻说，周恩来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杨尚昆说，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声望，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上，对形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此后相继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直到了夯实基础、巩固成果的重要作用。
2月5日到9日，中央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育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这对贯彻实施正确军事思想，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为开好此次会议，周恩来分别与毛泽东、张闻天和博古谈话，就调整党的总负责交换看法。其中，周博长谈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对会上的严厉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博古对遵义会议一直想不通。再者，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无法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形成的决议能否得到认可也是一问号。于是，博古始终不交权，还言称“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川贵滇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时，周恩来到博古住处与其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反思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使我不得不闻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希望你能抛弃和毛泽东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失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周恩来推心置腹、入情入理的一番话，解开了博古的思想疙瘩。第二天，他就把象征“权”的几付装有中央重要文件、纪录、印章的挑子交了出来。中央常委会重新讨论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总书记。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和现在的遵义会议纪念馆中，都记载了这段历史。周恩来后来也说：“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但对自己所起的关键作用只字未提。周博长谈，维护和践行了遵义会议决议，推动了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中央红军在娄山关大捷后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绝大多数人赞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而且以辞职来抗争。会议按少娄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表决，作战计划被通过并免去了他的前敌政委一职。毛泽东半夜里提着马灯走了很远的路去找周恩来，让他缓下命令，进一步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早晨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先前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3月12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机构的任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5月12日，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又发生了一场争论。因红军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部队连续行军和作战，十分疲劳且有牢骚。林彪提出尽走“弓背路”会把部队拖垮，要求撤换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严厉批评了他，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和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这既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遵义会议的召开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从通道到会理，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犹如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转折和前进，而每个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的关键性努力和作用，否则这个历史链条就有脱节的可能。贺子珍曾说：长征中毛泽东的建立都是“先争得周恩来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尽管当时党内军事对军事上的瞎指挥有争论、有怨气，尽管毛泽东的思想智慧和军事才能广为人们认可，但如果没有周恩来促成和主导这一系列会议召开，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就没有机会被采纳，他的领导地位也就能以形成。就是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既不是党内总负责，也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赞赏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并以谦逊高尚的品格和宽广坦荡的胸怀，把他推让到统帅的位置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恩来为党和中国革命推举了自己的领袖。
忍让职位，维护了党和红军团结的大局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力量聚会合壮大，本是继续开辟革命新局面的有利机遇，但张国焘出于私欲，谋划夺权。这时，周恩来着眼大局，让位于他，为党作出了新的贡献。
两军会师之初，周恩来即已觉察张国焘态度不善。张国焘在党内是老资格，中共一大的主持人，长期担任中央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2年10月，他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了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师时，他得知中央红军兵力不多，而红四方面军却有8万之众，于是自恃资格老、实力强，拥兵自重。他把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看成个人的资本，对中央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和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声言红四方面军计划西进。
6月26日的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和会议总结中，两个方面军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集中于中革军委、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他将到红四军慰问的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请到住处说：红军总部应该调整一下，以便真正体现统一军事指挥组织，建议由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李富春连夜将此事电告中央：“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跟随中路军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到电报均感一惊。周恩来脱口而出：“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毛泽东认为，张国焘是个实力派，有野心，不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张国焘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指责中央打了败仗，丢掉了大片革命根据地，一方面刻意拉拢一些领导同志。而且还以川陕甘省委名义向中央提出要求解决“组织问题”，提案包括陈昌浩任总政委，中革军委设主席等。随后，陈昌浩致电朱德，要求张国焘任中革命军委。张、陈互相配合唱“双簧”。
7月中旬，中央常委商议会师后的人事问题。张闻天表示可以让出总书记一职，毛泽东主张此职不能让，张国焘也意不在此，是想抓军权，应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最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将他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出来。会后，张闻天告诉张国焘：“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周恩来不计较个人地位，为了顾全大局、争取张国焘让出位置，维护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试想，倘不如此，张国焘不会善罢甘休；如果两军分裂，刚刚会师的成果就丧失殆尽，整体革命局势又将处于何等境地。
谁也没有想到，中央红军突围转移竟是一次艰难困苦、生死攸关的远征。正因如此，铁流二万五千里的壮举，谱写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史诗。周恩来的胸襟、品格和才智，无疑为这部杰作增添了辉煌的章节。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原载《党史博采》201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