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杰出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经历了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前，同党内“左”倾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经常处于孤立地位，受排挤、打击，几经沉浮，多次磨难，才逐步从孤立的少数变为多数。那么，毛泽东在经历挫折和磨难时，又是谁给予充分肯定的呢？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和军内负主要责任之一的周恩来。
　　
　　一、周恩来指示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日子是很艰难的，面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如何以少胜多，歼灭敌人，在红军领导人中，包括毛泽东本人也不懂战争规律，更无经验可谈。在探索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红四军党内领导者之间发生了分歧和争论。1929年6月，在福建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认识未能统一，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
　　
　　以后，红军打了败仗。9月，陈毅到中央汇报工作，这时的中央是由周恩来负责党内的日常工作和军事工作。周恩来听取了陈毅的详细汇报，多次找陈毅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并且指出：“朱、毛二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并指示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发给红四军一封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对于解决红四军内部的分争和恢复毛泽东的职务起了关键作用，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建军路线。
　　
　　二、强攻赣州失败与漳江之役的胜利使周恩来感到在前线作战不能缺少毛泽东
　　1931年夏，正当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军连续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胜利时，红军内部就红军的发展方向又产生了意见分歧。从上海派往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的进攻路线。他们认为，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红军已经很强大，要红军乘胜夺取赣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同反革命“决战”，实现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在三次反“围剿”中连续苦战，须修整补充，红军应扫除闽西、赣南两个苏区之间七八个县内的地主武装，把苏区连成一片。然后向苏区东北的地域发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以便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中央代表团认为毛泽东右倾保守，有碍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有碍红军的发展；毛泽东认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害死人，不顾客观条件，不顾敌强我弱，然而，毛泽东是处于孤立的。
　　
　　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临时中央代表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最后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编制，这样一来，毛泽东就名正言顺地撤销了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排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1932年初，红军集中主力攻打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的赣州城。赣州之役历时33天，城未攻克却付出了巨大伤亡，后来不得不请毛泽东下山，才解了赣州之危。进攻赣州失败之后，毛泽东从长汀致电周恩来，主张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说明漳州是闽南的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的情况报告，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的计划，结果红军在漳州战役中大获全胜，缴获敌人武器、弹药等大量军用物资。
　　
　　强攻赣州的失败和漳州战役的胜利，使周恩来更加了解毛泽东，感到在前线与敌人作战不能缺少毛泽东。1932年7月，周恩来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作战，当他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后，立即予以肯定，即与毛、朱、王联名致电后方中央局，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任总政委”。周恩来还以个人名义复信后方中央局，强调说明：“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作战，“须尽量使他发挥”，“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由于周恩来一再坚持，毛泽东才恢复了军权。
　　
　　三、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给予充分肯定
　　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后，立即建议红军在赣州以东消灭乐安、永丰、宜黄之敌。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接受毛泽东的建议，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抚州、南昌之敌受到极大震动，急忙调整部署，在南城集中三个师的兵力，构筑工事固守。
　　
　　红军本想乘胜攻取南城，现敌情巨变，如死打硬拼，红军将受到损失，为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张放弃攻南城的计划，把部队撤向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对此，临时中央和留守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同志坚决反对，催促部队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于是，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对立。前方中央局成员认为，应采取诱敌深入，预设战场，集中兵力，待机歼敌的方针；后方中央局成员则强调要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要红军去攻打中心县城，主动进攻敌人，找敌人主力决战。
　　
　　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开展了中央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其斗争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毛泽东“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点”。指责他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不同意，他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如果由他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必须在前方助理；二是仍由毛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他在前方监督行动总方针的执行。”周恩来提出这两条意见的宗旨都是要毛泽东在前方，不同意毛泽东调后方工作，不同意后方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控制，同时给临时中央写信，明确说明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维护毛泽东的，其中一条，周恩来坚持向中央说明他提议留毛泽东在前方的理由：“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而，后方中央局指责周恩来“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的“错误”，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指责周恩来所作的会议结论报告是“调和主义”，说“他结论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开展了的斗争战线”，甚至说：“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周恩来被后方中央局的指责，即可以说明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维护了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给予充分肯定。
　　
　　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全权信任，受到无端的指责，感到非常的委屈、难过和气愤，因为他的理由不被同志们理解和接受，以“暂时请病假”的方式离开前线。
　　
　　宁都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仍列三个人的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毛泽东一阅。”到26日，才由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四、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全力推选毛泽东领导红军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反而丧失了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军从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红军渡过湘江后，处境仍然极端危险。这时敌人已判明红军将沿湘桂边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红军主力。如不改变原定的行军计划，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这个危急关头，无权的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对此，周恩来表示赞同，在他主持召开的通道政治局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陈云、刘少奇等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支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又进一步支持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5年1月1日，党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等批评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给革命带来的危害，肯定了毛泽东对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坚持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能由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毛泽东被选为常委。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综上所述，困境中的毛泽东，虽几次遭受不公正待遇，失去了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然而他的军事思想，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了在党内、军内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的肯定。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共产国际操纵下，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周恩来能坚持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并加以配合，加以肯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周恩来之所以能正确对待困境中的毛泽东，那是因为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他深切感到毛泽东是党内军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所以，周恩来凭他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使毛泽东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周恩来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特别是遵义会议后，“恩来同志一直作为毛泽东同志难以离开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也说道：“我不能作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毛泽东曾经说过：“周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这两位伟人长期合作，相辅相成，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政治伙伴。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慧眼识珠，选择了毛泽东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领袖，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周恩来传》（1898——1949））。
　　（2）（《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
　　（3）（《遵义会议文献》）。
　　（4）(杨尚昆：《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周恩来同志》，《人民日报》1998年2月27日)。
　　（作者系遵义会议纪念馆退休干部，原载《贵州党史》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