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实行的战略转移，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的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军事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中国革命从此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

一

为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解决中共中央的组织领导问题，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报告后，周恩来作“副报告”，对“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竭诚推举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的发言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重要作用。伍修权回忆说：“周恩来同志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同志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我党我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1）后来李德也承认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倒向毛泽东。”（2）
　　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成功，毛泽东起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也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周恩来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等是肯定的。据当时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1935年1月底，红军准备渡赤水河时，毛泽东对他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红军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3）毛泽东同贺子珍谈到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4）据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同他酝酿要求召开中央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来”，并让他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王稼祥说：“一向支持毛泽东同志正确意见的周恩来同志也赞成这一建议。”关于遵义会议的情况，王稼祥指出，在张闻天、毛泽东和他发言后，“周恩来同志紧接着表示赞成，态度诚恳，一面自己承担了责任，一面请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5）聂荣臻强调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6）以上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对开好遵义会议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果断地与“左”倾军事路线决裂，真诚而坚决拥戴毛泽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这个思想基础建立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长期实践中，周恩来对“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日益深刻；另一方面，在长期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的理解也日益深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实质是周恩来的认识与毛泽东的思想趋同的结果。
　　

二

首先，考察周恩来对“左”倾路线错误的认识深化过程。
　　
　　王明“左”倾教条宗派上台，是在共产国际扶植下，通过批判瞿秋白、周恩来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主义而当权的。对于王明等人用不正当手段上台，周恩来是进行过抵制的。在讨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时，周恩来和瞿秋白提出要退出中央政治局。米夫考虑到王明等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保留周恩来，并粗野地讽刺说：“恩来同志自然要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7）周恩来在四中全会发言时，对米夫、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提出过批评。他说：“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者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8）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四中全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王明不仅是中央委员，而且一跃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针对这种不正常情况，在讨论通过名单时，周恩来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不同意。此前，周恩来曾提议何孟雄为中央委员，但被米夫拒绝。在四中全会上，瞿秋白和周恩来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会后，周恩来还承担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可是，王明竟然学着米夫的腔调说：这只是“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9）当时，周恩来的处境十分困难，内心非常苦闷，但仍然忍辱负重地工作，极力维护党的团结。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确有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心情。”（10）上述事实表明，对于王明“左”倾教条宗派统治中央、周恩来内心是不满意的，思想上是有警觉的，因而在行动上也是保持了距离的。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对于王明“左”倾路线，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上加以反对和纠正，而是一般地接受和执行了的，并在实际工作中，采用变通、抵制、争论的办法，以至最后决裂。
　　
　　变通。在传达贯彻王明“左”倾路线时，周恩来常常是一方面讲“左”倾路线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讲些防“左”的意思，对“左”倾错误起一些中和与减少损失的作用。例如，周恩来对中央起草的四中全会后的第一号通告，一面传达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和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一面又指出，“如果轻视了反革命‘围剿’的力量，过于夸大自己的力量，这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11）
　　
　　抵制。对于“左”倾路线的贯彻执行，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往往用拖延的办法进行抵制。比如，周恩来到达苏区后，对于四中全会强调的反右倾斗争，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贯彻落实，曾经受到临时中央多次批评指责。在周恩来赴苏区前，临时中央特地向他交待，到苏区后，组织上毛泽东只管政府工作，意思是不让毛泽东管军事工作。但是，周恩来积极支持毛泽东攻打漳州的主张，并为之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军需，使漳州战役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巨大胜利。对此，临时中央极为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1932年4月，邓颖超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前，临时中央负责人要她转告周恩来犯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5月，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指名批评周恩来，“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12）7月，临时中央继续批评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并责成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来严格与切实的核查各部门的工作与进行彻底的转变。”（13）这类事例还很多，仅举以上几例，就足以说明抵制与反抵制的尖锐对立。
　　
　　争论。攻打赣州失败后，周恩来认真总结了“攻赣教训”，从而认识到冒险攻打敌军的坚城是错误的。此后，他在指挥作战时，总是反复强调，力求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军弱点，各个击破敌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池江、水口战役获胜后，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赴前方，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书记。从此，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为苏区中央局的前方成员，同以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为苏区中央局的后方成员之间，围绕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前方成员主张，第四次反“围剿”应采取诱敌深入，预设战场，集中兵力，待机歼敌的方针；而后方成员则强调执行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攻打主要城市，寻找敌人主力决战。这些争论意见，散见于前后方成员之间以及他们和中共临时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中，这场争论导致后来召开宁都会议。
　　
　　决裂。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周恩来同博古、李德的思想分歧与对立更加尖锐。周恩来不赞成他们采取分兵抵御、处处设防的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也不同意他们以阵地战和堡垒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周恩来批评他们的这套战略战术，使红军作战“常付出过大代价”。（14） “我们反对单纯的防御路线”。“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15）伍修权回忆当时他们争论的情况说：“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正确建议，使分兵把口的红军被敌人的强大兵力各处击破。”（16）周恩来的批评意见和纠正措施，触怒了博古、李德，他们公然动用组织手段排挤、打击周恩来。1933年12月，博古、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把周恩来调回瑞金，实际上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1934年夏，中央决定成立“三人团”，负责筹划长征，博古主管政治，李德主管军事，周恩来仅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所以，红军出发长征后，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周恩来果断地与“左”倾军事路线决裂，与博古、李德分道扬镳，是周恩来思想发展的必然结局。
　　
　　从红军长征途中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周恩来完成了同“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决裂。在通道召开的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不顾博古、李德反对，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他采纳毛泽东主张红军西进渡乌江北上的意见，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责成军委依据中央决定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教训。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要回头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样，就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后来，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7）
　　

三

　　其次，考察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主张的情况。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周恩来对毛泽东总的是持信任和支持的态度。比如，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到达苏区前由项项代理书记。1930年10月，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一、三军团前委指示信中提出，在项英来到中央苏区前，苏区中央局先成立，以毛泽东代理书记，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统集中到中央局。项英到达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后，周恩来又在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常委，继续主持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同毛泽东直接共事，对毛泽东的思想主张的认识日益深化，除攻打赣州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是尊重和支持毛泽东的，而且不顾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反对，坚持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工作。1932年6月，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提出由周恩来担任。周恩来不同意担任，建议由毛泽东担任。他先是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18)苏区中央局仍坚持由周恩来任总政委。于是，周恩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强调“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19)这些话表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和作战指挥能力是很钦佩的。在周恩来的恳切要求下，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为了解决苏区中央局前后方成员争论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方针问题，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又称第一次宁都会议。会上，“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后方成员批评前方成员，“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的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20)他们集中批评毛泽东，并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前方成员“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同时也批评后方成员对敌人大举进攻的形势认识不足，指出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并坚持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他提出两种办法供选择。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即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宁都会议的结果，确实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但不是周恩来，而是坚持“左”倾错误的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后来，周恩来回忆起宁都会议上他没有能够保住毛泽东的军权，还十分动情地说：“我最心痛、最难过的是这件事情。”(21)考察现有关于宁都会议的历史文献档案，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确实是竭诚维护和支持毛泽东的。宁都会议后，苏区中央局后方成员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责周恩来，主要内容是：（一）“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来解释中央指示电。”（二）“对泽东的批评，当时项英的发言中有过分的地方，但他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的问题。”（三）“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四）关于召回毛泽东的问题，“在会上提出后，大多数同志都同意，而他还提出两种意见，犹豫不定。我们鉴于他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22)
　　
　　同一天，周恩来也致电临时中央进行答辩，主要内容有：（一）“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会后，顾、项等同志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二）“后方同志主张召回泽东，事前并未商量好，致会议中提出后，解决颇为困难。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将做不出什么事。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展开而彻底转变。”（三）“因此，我提议前方军事会议制取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泽东因不能取得中局全权信任，坚持不赞成后一种办法。”“最后仍以我提的前一种办法通过。”（四）“目前泽东因病暂请假到后方打针，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在情绪上还没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因为治病的他确是十分需要。”(23)
　　
　　引述了以上两份内容明显对立的电文，用不着再说什么，就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周恩来是如何竭诚维护和支持毛泽东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党内的主要矛盾是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周恩来到苏区就任中央局书记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上述史料说明，这是不了解实际情况而违背历史真实的无稽之谈。对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著名学者、《周恩来传》主编金冲及作过精当的评论。他说：“照我看，他们两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心悦诚服，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之间为什么能建立起那样亲密而默契的合作关系。当然，他们之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差别以至分歧。但他们之间一直没有发生过正面的尖锐的冲突，这和其他不少领导显然不同。”(24)这番话从宏观上阐明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建立的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
　　
　　从以上的历史考察和研究中说明，周恩来为开好遵义会议确实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为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为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实现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注释：
　　(1)(伍修权：《生死攸关的转折》，《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63页)。
　　(2)(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第132页)。
　　(3)(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61页)。
　　（4）（王行娟：《贺子珍之路》第194页）。
　　(5)(《王稼祥谈遵义会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48、      249页)。
　　(6)(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98页)。
　　(7)(《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页)。
　　(8)(周恩来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9)(王明：《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722页)。
　　(10)(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1972年6月10日，手稿)。
　　(11)(周恩来：《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1931年1月），手稿)。
　　(12)(《中央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32年5月20日），《六大以来》（上）第242页)。
　　(13)(《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299、305页)。
　　(14)(周恩来、朱德1933年12月13日给中革军委电)。
　　(15)(周恩来1934年2月7日在红军政工会议上的报告)。
　　(16)(伍修权：《生死攸关的转折》，《红军长征·回忆史料》（1）第233页)。
　　(17)(周恩来：《历史的教训（节录）》（1972年6月10日），《遵义会议文献》第66页)。
　　(18)(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1932年7月25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19)(周恩来1932年7月29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20)(《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情况简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530页)。
　　(21)(周恩来：《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1972年6月10日，记录稿)。
　　(22)(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1932年11月12日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23)(周恩来1932年11月12日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
　　(24)(《访金冲及——毛泽东和周恩来》，《说不尽的毛泽东》（上）第530、531页)。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原载《中外学者再论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