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之所以能在遵义会议前后开始确立，一方面由于毛泽东本人具有作为领袖的智慧和才干，而且他在同左倾错误路线的长期斗争中更加成熟。另一方面，经历十多年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党也从幼年走向成熟，懂得去选择自己的领袖。周恩来作为当时党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长征中决策和指挥的最高机构三人团成员，毅然同左倾错误路线彻底决裂，而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予以坚决支持。对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统观遵义会议前后的历史，周恩来所起的关键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同“左”倾错误路线的决裂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关键
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自1927年进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之后，仍然对军事问题十分关注。1929年他亲自主持起草了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维护了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使红四军渡过了危机，到达中央苏区后，在同毛泽东的并肩战斗中，周恩来加深了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认识，在实践中他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遂渐趋同，第四次反“围剿”中，在毛泽东失兵权的情况下，周恩来同朱德等人一道 抵制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指挥权被置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之下，周恩来也处于无权 的地位。长征初期，他虽为三人团成员，但只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并无实权，红军过湘江后，部队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人们在胜利时认识了毛泽东同志，在失败中又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同志。周恩来亦如此，面对红军的巨大损失，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李德的瞎指挥也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部队指挥权实际上由周恩来担负起来，他支撑着困难的局面。这一变化，使周恩来能够不顾博古、李德等人对毛泽东的排挤和压制，充分听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表明三人团开始，周恩来转而坚决支持毛泽东。正是由于周恩来思想上的这一转变，使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
（一）通道会议避免了红军的全军覆灭。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等人坚持主张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察觉红军意图的蒋介石早已在通往湘西的路上以重兵布下口袋，如果红军前去，将会导致全军覆没。这是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的贵州进发。当时博古、李德仍坚持三人团处理一切，反对召开任何会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他不顾李德的责难，坚持召集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这样，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红军西进贵州。刘伯承后来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而如果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
（二）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保证。通道会议虽然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北上湘西的主张，但并没有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因此争论也远没有结束。在黎平政治局会议上，博古、李德反对西渡乌江，主张 折入黔东。毛泽东主张去川黔边。在争论不止的情况下，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黎平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到湘西创建新苏区的打算。这标志着我党我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也使红军开始从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最重要的，是这次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军事指挥上经验与教训，这为不久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三）猴场会议上排除了李德的干扰。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军事顾问，在博古的纵容下，军委的一切工作为李德同志个人所包办，且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排除李德干扰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时，中共中央作为共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着它的全面指导，共产国 际的决定无论正确与否都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共中央的历次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且会议的进程和决议实际上也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决定。湘江战役之后，李德事实上已无法指挥部队，但他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导致了通道及黎平会议上的激烈争论，经过一路上的争论，在周恩来已取得事实上的军事指挥权，且李德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在军事指挥上排除了李德的干扰。周恩来后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他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周恩来当时担负着红军的指挥责任，在排除李德干扰方面，他的作用显然是无人能够替代的。
（四）从黎平到遵义的正确军事指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赢得了时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虽由黎平会议作出，但当时党和红军的处境仍很危险，战斗仍很紧张，没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间，黎平会议后，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这就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扫了广大指战员长征以来的失望和不满情绪。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将黎平会议以后周恩来的正确军事指挥同李德以前的瞎指挥明显地区分开来。他指出红军一年多来的失利，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错误的，还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分别加以说明，而第四个时期是开始西征到黎平为止，从黎平会议到攻克遵义，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负责，虽然历时不到一月，但对局势的发展和红军的前途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红军争得了战略上的主动，顺利地渡过乌江，攻克遵义，打乱了敌人原来的部署，在遵义赢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真正的休整，在时间上保证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二、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肯定与举荐是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
黎平会议改变了我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但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平息争论，红军也难于取得真正的主动，周恩来后来时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机基本成熟，遵义会议历时三天，清算了左倾路线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强调了“运动战”，“决战防御”，“侧翼活动”，“集中优势兵力”行我军基 本的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还增选毛泽东同志为常委，表明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周恩来负责遵义会议的组织工作，并在会上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周恩来态度，对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一）周恩来作为会议组织者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起着巨大的作用。由于周恩来当时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及实际领导地位，因此由他负责遵义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目前所能见到的出席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即是以“恩来”的名义发给李卓然、和刘少奇二同志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周恩来有权威决定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选。而决定由谁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将直接影响到会议能否成功召开，博古是得到共产国际承认的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已不能过问遵义会议的组织情况，且已预感到在会议上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便派出凯丰四处活动，找聂荣臻等谈话，试图争取他们的支持，遭到聂荣臻等人的拒绝，博古在党中央机关中不乏像凯丰一样的追随者，如果让这些人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将会导致激烈争执，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将难于被普遍接受，参加遵义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外，其他的主要是各军团的负责人，他们都来自于指挥第一线，都曾身受左倾错误路线之苦，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都有程度不同的了解。因此很容易接受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由这些同志参加会议，最大限度地阻止了左倾错误路线对会议的干扰，推动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二）周恩来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有着巨大的影响，遵义会议否定了错误的军事路线，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主要由李德、博古负责。周恩来也曾执行过左倾错误，但他不是一个左倾路线者，他的军事思想是同李德、博古等人根本对立的，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他就同李德、博古发生过多次争吵，不同意他们的军事主张，在他的正确主张遭到李德、博古等人的拒绝后，仍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因此，全党全军是理解周恩来同志，相信周恩来同志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以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当时周恩来在全党全军的威望高于毛泽东，因此他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文献》）他对毛泽东肯定与举荐对与会者的影响显然是很关键的。从事后主要当事人的谈话或回忆来看，也确是周恩来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其一，是遵义会议后不久 ，毛泽东在接受红一师领导时曾说过：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其二，聂荣臻在回忆遵义会议情况时曾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作用。”聂荣臻所说：“开好遵义会议”主要指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支持。其
三、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也突出提到周恩来的态度，说扩大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遵义会议文献》），肖锋同志在《长征日记》中记述：“党中央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志的坚决支持下，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撤换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这些也都说明，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尊重与维护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关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参予军事指挥，但党和红军的命 运很大程度上系于周恩来一身，因他是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被遵义会议所肯定和强调的正确军事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因此，要贯彻正确的军事路线，彻底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周恩来在“下最后决心”时就得尊重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逐步地由“负责者”变为“帮助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常委分工的完成和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后，党委即行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对于重大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局讨论时需要周恩来的支持，在具体指挥上更离不开周恩来对他战略意图的贯彻。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巧妙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搞得敌人疲于奔命。红军北渡金沙江后，终于把敌人重兵抛在身后。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当时十分紧迫的军事问题，而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甚至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同上书）但组织问题不解决，必然影响到军事路线的执行。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完成了常委分工，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最后排除了毛泽东正确路线执行过程中的干扰，促成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遵义会议后，博古的思想一时难于转变，不仅继续领导困难，而且也不利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贯彻，1935年2月5日，在 鸡呜三省村是，洛甫提出要变换领导，毛泽东即把周恩来找去商量，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总负责。洛甫是从左倾集团内部分化出来的，在遵义会议曾给予毛泽东有力的支持，让他替换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大大减少了毛泽东正确意见在政治局的争论。这一组织上的顺利 变动，周恩来的态度以及他所做的就服工作，所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而且，遵义会议后，部分军团负责人的硬打思想依然存在。随着红军逐步摆脱被动局面，这种思想还有所抬头，红军二出遵义后，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讨论重大问题，1935年3月11日，在鸭溪会议上，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大家开会都说要打——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同上书），由于大家一致能通过，毛泽东只好服从，但毛泽东回去后仍觉不妥，硬攻打鼓新场导致不仅没有战略意义，而且敌人援兵将至，反而可能导致战略上被动。于是，毛泽东来周恩来处，建议推迟发布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这虽只是一场战役计划的变更，但关系甚为重大，当时红军仍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一个权威机构负责军事指挥，减化决策程序，不能全靠周恩来去做大量的说服工作。于是，在洛甫的提议下，党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有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作为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由于周恩来的谦让，毛泽东成主要的军事负责者，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三人军事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全军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进一步决定性的胜利，在此过程中，周恩来所起的作用，确是很关键的。
（二）对林彪错误主张的严厉批评，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红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也十分疲劳。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本李德“短促突击”理论的热衷者，在遵义会议上他并不是积极的，基本是一言不发，这时却活跃起来，到处制造舆论，还给党中央写信，说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 ，要求撤换毛泽东。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林彪，高度赞扬了毛泽东挥事领导艺术。他指出红军虽然疲劳，但可以减少牺牲，而且敌人比我们更疲劳，拖垮的是敌人。红军声西，多走一点路，能够掌握战略上的主动。否则不可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坚定了全党全军对毛泽东领导的信心，对毛泽东领导地位走向巩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所作的坚决斗争，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经受住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其时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指挥已逐渐得到全党全军的认可。在遵义会议上曾极力反对毛泽东领导的博古、凯丰等人，这时也逐步转变思想。两大主力会师又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形势本是十分有利的，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自恃手下人多枪多，反对红军北上，借口统一军事指挥，要求改组中央领导，意欲取代毛泽东。周恩来在红四方面军 内有着极高的威望，是防止张国焘走极端的重要力量，面对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周恩来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之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但为了维护党和红军内部的团结，周恩来在同毛泽东商量后主动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而张国焘担任。张国焘并不满足，企图危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全力支持毛泽东的北上方针，迅速率军北上脱离了危险区域，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出现的冲突，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去陕北的主张，1935年10月17日，红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在同张国焘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又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张国焘最终迫于形势，取消了伪中央，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道 北上，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标志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周恩来自始至终给予毛泽东坚决支持，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作者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原载《理论导刊》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