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党在生死存亡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实现了由“左”倾错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转变，这次会议之所以能顺利举行并成功召开，实现转折，就个人作用而言，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起了关键性作用。过去，更多地强调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作用，而对周恩来所起的作用肯定不够，这是不客观的。
　　
　　一、遵义会议前，周恩来与“左”的阵营分离，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能如愿召开、成功召开，与周恩来在此前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变密切相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挫折，使许多人对“左”倾领导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思想认识在悄悄变化。与此同时，反对博古、李德的力量发展起来。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在中央公开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也取得了许多人的理解与支持。周恩来作为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实际上执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但残酷的事实，砸碎了他的迷信，使他痛惜之余，不由反省这条路线是否正确？博古、李德的领导指挥是否正确？在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关头，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愧疚感，促使他开始从根本上开始考虑党和军队的方向问题、领导问题，有了要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想法。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联合起来在中央与博古、李德公开争论后，周恩来就逐渐与“左”倾阵营分离，转向支持毛泽东和正确主张，和他人一起为纠正错误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长征出发时干部的去留问题掌握是很严格的。“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1）实际上就是由博古、李德决定。谁走谁留对个人以后的命运关系极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本来，毛泽东是被决定不带走的，决定派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是周恩来、朱德等人，一再坚持，才被允许一起转移。”（2）这看来是件孤立的事情，但它为后来毛泽东争取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和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从而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前提条件。
　　
　　长征初期，红军损失惨重，湘江战役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而国民党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方向，正布下重兵，张网以待。在危急关头，早被剥夺权力的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北上，转道贵州。毛泽东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3）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召开非常会议，毛泽东关于改道的主张得到多数人赞同，红军行动路线有所变化，13日，红军突然转道贵州，暂时脱离险境。这须归功于最高“三人团”中负责督促军事行动落实的周恩来。短促的通道会议，是红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开始，也是纠正“左”倾军事路线的开始。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主张给予坚决支持，不再盲目服从李德的指挥。博古、李德的战略方针和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李德在事后回忆说：“当我看到所发布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经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有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但通道会议“未能说服李德等人，”因而中央军委未做出“转兵”的正式决定，博古、李德仍坚持北出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2月18日，中央又召开黎平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向。会上以毛泽东代表的意见与李德代表的意见“争论激烈”“李德什么人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一向组织性强、镇定沉稳的周恩来也发脾气了，最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到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会议正式做出转兵的决定。周恩来回忆说：“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4）黎平会议，毛泽东的主张被采纳，是与“左”倾军事路线斗争的胜利，为以后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打下了基础。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间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总结反围剿经验教训。这为以后遵义会议召开埋下了伏笔。黎平转兵是一个关系中央红军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没有这个转折，遵义会议是不能胜利召开的，“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会后，与周恩来大吵了一场。从此，周恩来与李德发生分歧，他们关系开始疏远。周恩来“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 ，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5），黎平会议虽正式做出转兵决定，并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说服，但他们顽固不化，固执已见，红军的战略方针仍处在争执中。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的主张，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进一步批判了“左”倾错误。会议还专门做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6）这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权力，改正了最高“三人团”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不正常状态，恢复了党对军队的正常领导，这是组织上取得的重大胜利，通过三次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队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至关重要的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最终实现了转兵，避免了中央红军覆灭的危险。
　　
　　这三次会议，周恩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党内军内地位和权力仅次于博古，他是否坚定地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对于尽快结束“左”倾军事路线，避免中央红军的覆灭，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关系极大，当时，李德指挥处处碰壁，“三人团”指挥受到挑战，能够排除李德的指挥和干扰，向全军发布命令的只能是周恩来，这时早已罢官的毛泽东、长征前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的张闻天和王稼祥等替代不了的客观现实。正正如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7）张闻天当年曾把中央纵队“三人团”比作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物质基础。无疑周恩来与“左”的阵营决裂也是如此。在党内军内反对博古、李德的力量发展的时候，他与“左”的阵营分离，从根本上增强了正确意见的力量，使双方力量的消长，朝着有利于反对“左”倾错误的方向发展。这就使博古、李德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权力被极大削弱，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了。“左”倾错误受到批评、抑制，得到一定程度地纠正，斗争的筹码倒向了正确的一方。人们对“左”倾错误认识上的提高，斗争双方力量 的消长，就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奠定了“历史转折”的物质基础。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党的历史时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
　　
　　二、在遵义会议举行和召开中，周恩来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遵义会议是王稼祥与毛泽东商量后倡议召开的，但离开了周恩来的支持则不可能顺利举行。以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地位，他的立场和态度是这次会议能否召开的关键因素。当时，博古、李德因军事上连遭败绩，灰心丧气，威信扫地，已无法像以前那样发号施令了，而周恩来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经过此前的几次会议已是实际的军事负责人，其威望又是远远超过博古、李德，张闻天在党内地位虽高但被排除在核心领导层之外，没有实权，毛泽东也只是刚刚有了发言权，因此，实际上是他肩负着领导全党全军度过那段艰难局面的重任，是无形中的最高领导人，只有周恩来才能决定是否开会，开什么会，召集哪些人参加。所以，毛、王商议后，先去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后，又得到其他人的支持，这才召开了遵义会议。
　　
　　周恩来不仅支持了会议的召开，而且筹备了会议的召开。1935年1月9日，周恩来进入遵义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时为作战参谋的吕黎平曾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关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了一遍，表示满意。为准备遵义会议报告，“会前，博古、周恩来同志都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周恩来将这些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从中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和得失，为准备开会，他通宵达旦地工作。据贺子珍回忆：“第二天，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熬了个通宵”（8） 1月13日24时，周恩来发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这份电报是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最好依据。周恩来对会议的关注和为此所作的努力，反映了他希望尽快结束这种不正常局面的心情。
　　
　　1935年1月15日——17日，遵义会议召开。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还包括红军和一些部门的领导人。会上，博古代表政治局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侧重从客观方面上为军事失败辩解，不承认是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副报告，与博古观点相左，侧重从主观上指出军事指挥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一是批判了“左”倾错误，促进了遵义会议对“左”倾路线的纠正。“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9）两个报告唱反调。周恩来的报告实际上是从书面上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为其他人的批判发言开了个好头。“三人团”成员都在互相批评，别人就更不用有什么顾虑了。随后，张闻天、毛泽东等相继开始发言，批判“左”倾错误及军事路线。二是对最高“三人团”产生了分化作用，促使了最高“三人团”的解体。遵义会议开得相当激烈，会前、会中批判者与被批判者双方都积极活动，争取同盟者。如果说此前，周恩来的态度不明朗的话，这个报告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公然反对博古、李德，李德在自己的书中写道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原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毛泽东”周恩来态度对博古、李德产生了分化作用。李德则“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但周恩来的态度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博古，博古虽然最终仍保留意见，但他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战术决策上有错误，最高“三人团”的解体，就推动会议对组织问题做出调整，产生新的领导机构。三是促成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和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后，周恩来再次发言，明确表态，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倡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这对会议确立毛泽东党内军内的地位起了关键性作用。当时，最高“三人团”仍存在，博古、李德虽然威信扫地，但组织上、名义上仍拥有最高权力，毛泽东过去没在中央核心层任职，对红军的领导从1931年的赣南会议后就已经被取消，长期受排斥，党内境况很差。在党内，要改变领导，担任重要领导，首先必须有人提议，提议者应当在党内任要职，有地位、有影响、有威望 ，在当时情况下，周恩来的倡议就比其他人的提议更有分量，更易为人所接受，这就为撤销最高“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被选为常委，参与军事指挥起了促成作用，历史已证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从遵义会议开始，从周恩来开始。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作用无可替代。
　　
　　遵义会议共开了三天，最后，会议做出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开得相当成功，达到了目的，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三、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遵义会议是实现党的领导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转折，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我们应清楚，实现转折，不是以遵义会议为分界点嘎然而成的，实际上，是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在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期间，周恩来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说已是常委，回到了军事领导岗位，但在常委分工中，党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负责军事的是周恩来。毛泽东不只是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使“新三人团”成立，也是周恩来为“团长”，无论是职务，还是实际作用，毛泽东当时都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许多人论证说，长征中军事工作压倒一切，“新三人团”是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新三人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其成立就标志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人，这种说法显得牵强附会。“新三人团”只是党领导下的军事指挥机构，它再重要也不可能超越党中央和政治局，这是与旧“三人团”根本不同的。“新三人团”是与周恩来为中心的。这与1967年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相符。毛说“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10）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一向非常严谨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新三人团”时，却只是说“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而并没有说这个三人小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对遵义会议的评价，尤其是对毛泽东领导地位和评价，显然有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影响，一些说法的有失客观。
　　
　　实际情况是，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毛泽东的领导没有立即被大家完全接受，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及其军事思想的运用受到很大制约。许多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还抱着各种不同态度。有不服气者。据李维汉回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参加遵义会议回去后就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聂荣臻在回忆中也说：“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悠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有怀疑者，据张闻天说，当毛泽东1935年3月初就任前敌政治委员去前方指挥作战后，对于毛泽东的指挥在中央领导人中即有一些不同议论，“经常要求中央开会”，打鼓新场战役问题的争论反映了当时对毛泽东走打结合、避实击虚、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一理解。如四渡赤水，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但当时却因为不理解发生了一场反对毛泽东指挥的风波。四渡赤水时，为迷惑敌人，部队经常转移，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迂回曲折，走“之”路，拖垮敌人的同时，也使红军疲惫不堪，士气不高，部队产生了普遍的不满情绪，据杨尚昆回忆：“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11）一些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支持者也对毛的指挥有一些不同看法，约在4月中旬，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杨尚昆联名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个电报，反映部队情绪，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12） “新三人团”中的王稼祥也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反对意见最突出的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他公开否定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认为“尽走弓背”，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4月下旬，林彪直接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由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这“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13）。为了统一思想，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的错误意见，也批评了其他几位。肯定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指挥，维护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上述情况说明，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对毛泽东的指挥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还没有完全接受他的领导。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立起来。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谈到：“毛（泽东）在遵义的‘胜利’并不是像我当时所感到那样完美，他在政治局的统治也不是那么巩固。”
　　
　　在其他人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有各种各样想法，持不同态度时，作为军事负责人的周恩来却给予毛泽东以坚定的信任和坚决的支持，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仗战斗——土城战斗失利，威信大受打击。3月10日，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时，在“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当晚，毛泽东又夜访周恩来，陈述利害。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又说服其他人，改发了命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军事指挥拥有最后决策权，对毛泽东的信任比其他人更坚定。此事之后，为了集中指挥军事，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周为“团长”，却全力支持毛泽东，自觉地当起了“参谋长”，使毛泽东能尽显才华。这才有了四渡赤水及后来一系列军事胜利，使红军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许多人不理解，但周恩来却充分理解。针对当时反对毛泽东指挥的风波，会理会议，他坚决支持毛泽东，批评了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说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逗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了敌人，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在他支持下，毛泽东在运动战中摆脱重兵包围的战略被确认，从而使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得到进一步巩固，也使毛泽东在党内军队内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权力也在毛、周之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重要问题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周恩来同意，并负责落实。周恩来虽然仍是党内军事方面的总负责人，但毛泽东已成为军事指挥上实际的主要决策者。自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再也没动摇，这为毛泽东在长征后期一系列问题上发挥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这一切自然都离不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充分信任与坚决支持。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生张国焘向中央要权的事情，张国焘“要当总政委”，“不要总书记”。为了红军的统一和党的团结。在7月18日召开的政治局芦花会议，周恩来让出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张国焘担任。（14）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仍是中央负责军事的常委。8月19日，在沙窝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常委分工，周恩来因积劳成疾，昏迷不醒，中央才决定由毛泽东接替周恩来分工“负责军事”。这时毛泽东才成为军事最高领导人。以后，到延安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毛泽东才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在遵义会议召开后的这段过渡时期，周恩来起了承前启后作用，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综观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每个关键的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历史的际遇把周恩来推到了前台，遵义会议前，他从“左”倾阵营分化出来，支持正确主张，促成会议的召开，遵义会议上做自我批评，批判“左”倾军事路线，拥戴毛泽东，促成会议的圆满成功。遵义会议后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积极维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最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存下来，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试想，如果周恩来不坚持带毛泽东长征，如果周恩来在危急关头不支持采纳毛泽东等人的主张，一味听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如果周恩来的报告与博古的政治报告一致；如果在是否取消“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态度不明确，立场不坚定，如果他不提议毛泽东来领导，如果他不支持、促成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等等，那样的话，党和红军会是怎样的结局？党的历史又该如何？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就开不起来，也难以成功。毛泽东在当时和后来向许多人谈起过这点。毛泽东会后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在1月底，毛泽东对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了遵义会议情况，说：“最近党中 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15）许多人在后来的回忆中，也都谈到了这样的看法。聂荣臻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16）杨尚昆1986年也曾讲，遵义会议，周恩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长期以来，人们把遵义会议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而对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和贡献肯定不够，没将其摆在应有位置，这是欠客观的。
　　
　　注释：
　　（1）（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红军长征史》，中央党史出版社，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6 年版）。
　　（3）（《中国纪事》（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4）（《党的历史教训》，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中央文件选集》第10期，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
　　（7）吕黎平：《青春的步履》，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8）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中央党史征集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9）（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出版社2000年版）.
　　（11）（李维汉：《回忆长征》，党史通讯1985（1））。
　　（12）（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 。
　　（13）（杨尚昆：《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文献和研究》1987（2））。
　　（14）（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6）（《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丛书之二，解放军出版1986年版）.
　　
　　（作者系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博士，原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0月第6卷 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