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和结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充分展现了他的坚强党性、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

　　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宗派集团，在共产国际支持下，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开始了王明教条关门冒险盲动主义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1932年初，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改变了毛泽东正确路线对党的领导，实行违反国内战争规律的单纯防御路线。1933年底，王明路线取得了对党和红军的完全统治。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全，使王明路线发展到顶峰，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创造的适合国内战争的决战防御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取消了毛泽东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路线、政策。
　　
　　1932年12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和“三人团”成员，负责实际工作。在这种逆境下，他一方面要接受并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和政策，还不可能支持毛泽东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化路线，另一方面这并不妨碍他对局部问题有自己的认识和依据这种认识去工作，支持和保护毛泽东。
　　
　　党的“六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在工作中，他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造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及其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式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及建党建军思想。对毛泽东的能力和才华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其时，周恩来冲破了进行革命必先城市后农村的城市中心论，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实际工作中，他一手抓白区工作的恢复发展，另一手则放在支持毛泽东等领导的农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三位一体的研究和建设上。1929年底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上，让毛泽东回到红军领导岗位上来。九月来信还指出：“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地势辽阔也是一个条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周恩来还转发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到各苏区红军党的组织，要求参照执行，这对把中国工农红军建设成一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产生了极重要影响，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在同毛泽东并肩战斗中，既看到了他的长处，经验和能力，也对他在工作中所犯错误提出批评。坚持大公无私、实事求是从大处着眼的原则，如，虽然批评毛在主持总前委时所犯肃反扩大化错误，但更充分肯定毛的军事才能，故令其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率东路军指挥作战。之后在周恩来再三建议下，中央局同意了以中革军委名义任命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宁都会议后一段时间内，在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总政委毛泽东，再署代总政委周恩来，并把作战计划（绝密）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他不但和毛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革命友谊，而且从实践中学到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及指挥艺术，如在1933年春周和朱德一道，遵循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抵制冒险主义，粉碎了蒋介石第四次“围剿”。
　　
　　当中央红军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被迫准备战略大转移时，高级干部谁随军走谁留下来完全由“三人团”决定，实则是由博古一人决定，而博古当时的心态是凡是他不喜欢的干部便乘机“甩掉”，毛泽东就属被“甩掉”者，博古为把毛留下而派他往于都搞调查研究。正是由于周恩来等人一再坚持，要求把毛泽东带走，博古才勉强同意毛一起转移的，这是周恩来为党的建设作出的最大贡献。
　　
　　早在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虽然在“有些个别战役上”提出过不同意见，同李、博进行过斗争，但还不能像毛泽东那样从根本路线上认识批判其错误。红军长征开始后，特别是湘江战役兵力损失过半的惨痛失败，进一步教育了他，使他开始对李、博错误军事路线从根本上表示怀疑、抵制和批评，同时也开始认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也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这是周恩来思想行动上的飞跃。在红军进到通道地域后，在周恩来主持的通道政治局非常会议上，毛泽东力主中央放弃原定战略方针改向敌人 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实就虚，周恩来即公开站在毛的一边，完 全同意毛的意见。只因李、博坚决反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同志，为维护团结，只采纳了毛的西入贵州正确主张，其他问题留待后议，会议虽只决定西入贵州，以便转入北上，但这一行动却对中央纠正李博实行的左倾机会主义 单纯防御路线和瞎指挥，起到了决定作用。其表现：一是三人团瓦解了，二是影响政治局其成员站到毛的方面来，三是在一定范围内抵制了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和博古政治上的错误领导，四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毛又能参与对红军的指挥，五是中央政治局开始纠正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况，六是红军免遭一次与比我多出五、六倍敌军作战致使全军覆没的危险。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急调主力到黔工阻截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布下罗网。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又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依据毛泽东建议，会议研究了通道会议上未能解决的战略方针问题。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同李、博争议“尢其激烈”。由于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采纳了毛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放弃三人团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湘西的决定而采纳毛泽东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新 苏区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到遵义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遵照黎平会议决定的新战略方针，在周朱指挥和毛的参与下，红军分两路于12月底抵达乌江南岸的瓮安、余庆地域。虽然在通道、黎平会议上毛的正确意见逐步得到大多数同志赞同并会诸行动，使红军暂时甩掉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斗争仍未结束。当时仍掌兵权的李、博，顽固坚持其原定战略目标，置黎平会议于不顾，还要“处理一切”，他们这时拟推出另一项企图分散主力的计划，其内容是中央红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因其建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批评了李、博的错误意见，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过江后的作战任务，并决定把兵权收回政治局，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据此分析，从通道、黎平会议开始，政治局虽有决定重大政治军事方针的职权，但因掌有党中央最高权力的三人团的权力还未收回，所以 李、博还 能像过去一样“处理一切”，当猴场会议明确规定三人团取代军委作出的“作战方针”，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时，就从组织上开始纠正中央红军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消灭”的危险，恢复了党领导军队的正常状态，所以说，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前的又一次关键会议，它既使中央红军主力能保存下来，避免被消灭的危险，又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在促进“转折”的准备过程中，周恩来起着决定性的关键核心作用，（当然还有其他同志如张闻天、王稼祥等），充分展现了他的伟大风范，其关键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周恩来当时在党内和红军中的地位和职务，仅次于博古，他以对党的忠诚、勤奋工作和才华，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著成绩，从而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所以，在当时李、博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给党和红军造成极大损失的危急关头，只有他不但有权决定召开什么形式、叫什么人参加的会议，而且还可能影响中央很多同志的态度，而他在会议上的态度和行动亦是通道、黎平、猴场会议通过正确决定的关键，所以我们说正是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领导能力，从而使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取得成功有了必要的思想、政治、理论准备。
　　
　　（二）周恩来的态度和行动影响政治局其他成员站到毛泽东这边来，进而加速了“左”倾教条宗派集团的分化、瓦解，这就为在党的伟大历史转折关头，促进“转折”作了准备，当时，首先是周恩来从“三人团”中站到了毛泽东方面来，这就使王明教条宗派集团统治中央和红军的领导核心发生瓦解，增加了在长征初形成的批评李德、博古错误的毛、张、王举足轻重的力量。并进而增强了王、张摆脱王明教条宗派集团的决心和信心，又使其他成员增加勇气向毛泽东靠拢，而且还影响政治局其他不太懂军事的中央领导和红军高级指挥将领先后站到毛泽东一边，甚至在个别问题上还影响了博古的态度。周恩来就是这样逐步建设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
　　
　　当然党处在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能最后完成“转折”的最根本内因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义道路和理论、路线及政策策略的正确，是毛泽东率先冲破共产国际高度集中制领导，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独立自主思想，鼓舞同志团结奋斗，也是毛泽东有化险为夷的领袖能力和高出一筹的领导艺术，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建立的巨大贡献而享有的崇高威望，他本人又身体力行在长征路上作了瓦解教条宗派集团的分化工作和说服其他同志的工作，这是“源”，是“转折”的牢固基础。但周恩来所做的工作是“转折”时至关重要的“催化剂”，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就说过，周恩来同志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同志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二、周恩来在“转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根本性原因，与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心为公，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努力改正错误，坚持真理，不文过饰非，一生坦诚、谦虚、谨慎的坚定信念和高尚品质的伟大风范是分不开的。

　　二

　　猴场会议后，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军突破乌江天险，于1月7日智取遵义，党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1月9 日进遵义城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积极筹备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筹备就绪后，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举行，会议批判了王明路线，肯定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线，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和其路线对党中央的指导。
　　
　　会上“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与博、李态度不同，周恩来不但从湖南争论和以后主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都站在毛泽东一边，并在工作实践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按毛泽东意见指挥作战，在遵义会议上他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坦荡胸怀，公开认错，承担责任，支持毛泽东，批评李、博，“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因此，他得到了中央的谅解，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党中央把军事大权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代替博古，代表党中央主持军事领导工作，而且因他和其他同志一道赞成毛泽东到中央领导核心工作，“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会后，常委分工时，他又积极支持毛泽东为自己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后他在工作中不断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并有自己的创造，这充分展现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的宽广胸怀、谦虚谨慎、虚心好学的伟大风范。

　　三

　　遵义会议后，党从危难转向辉煌，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遵循会议创建川西根据地，按此新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离开遵义地域向西北方向前进，其时，敌情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软硬兼施收买四川各路军阀，让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红军过江的作战，给我北渡长江造成很大困难。由于仍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机械地坚持新战略方针，强行要求红军渡江入川。为此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换下了博古”，这就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组织问题。党中央这一决定，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得到顺利贯彻，红军进行了战略转移，避免了强渡长江全军覆没的危险，使红军争得了战略主动权，夺得遵义战役辉煌胜利。周恩来在这场“博古交权”中又起了关键核心作用。而博古交权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形成。
　　
　　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夺得了遵义战役胜利后，由于受错误军事路线影响较深的一些人，如在遵义会议上“并不是积极的”林彪，在“打仗如何打法上”与毛泽东“引起了争论”，又是周恩来否定了林彪的意见，使中央红军在打打鼓新场免遭一次全军覆没危险。当时，为粉碎蒋介石的新围攻，避免“攻打打鼓新场决定”的教训，毛泽东建议精干中央军事指挥中心，代替原20多人参加的中央作战会议决定红军行动，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主持中央工作的洛甫“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由洛甫主持，3月11日，在苟坝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同志已认识到毛泽东高出一筹，高超军事指挥才华，能扭转战局，开创新局面，于是，中央接受毛泽东和洛甫的建议，决定“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个“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的了最高最重要的军事决策机构，下最后决心。这说明：（1）毛泽东已由“帮助者”变为“主持者”，这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军事指挥中心形成了。（2）周恩来由“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变为“帮助者”。这表明他近几个月来积极支持毛到中央领导机关代替李、博指挥军事的“转折”最后完成了，而他自己仍是作为“毛周王”三人团的成员，主持日常工作。
　　
　　此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的率领下，夺得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南渡乌江、威逼贵阳，直插黔滇边，寻求新机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在滇黔边，由于客观地形和敌情变化，原歼敌计划未能实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又接受一、三军团首长意见，果断决定战略再转移，指挥红军一部佯攻昆明，主力直插金沙江边，巧渡金沙江，甩掉了蒋介石头40万大军围追堵截，迈开大步向川西挺进。
　　
　　这时，林彪又向毛泽东发难。于是在洛甫主持下，1935年5月中旬在会理郊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林彪，接着周恩来发言首先肯定了毛在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毛泽东指挥艺术高超，批评林彪反对机动作战是错误的，会议统一了思想和行动，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夺得长征的胜利进一步打下基础。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向川西挺进，勇过难关，在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力量大增。这时，又有野心家张国焘向中央发难。他企图利用自己人多枪多向中央要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为稳定大局，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要求。周恩来还将红军总政委让给张国焘，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风范。但张国焘不满足，妄图另立中央，搞分裂，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同张国焘进行了斗争。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到达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周恩来代表中央亲自去慰问二、四方面军指战员。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周恩来曾指出：“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实际上，他本人也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并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风范。
　　
　　
　　参考文献：
　　1、《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第1版
　　2、《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1 期第6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1980年版第32页。
　　4、《毛泽东选 集》第1卷，1991年版
　　5、《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
　　6、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
　　
　　（作者系遵义医学院教授，原载《贵州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