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曾经提出:要加强周恩来历史定位的研究,即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怎样?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怎样?认为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
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概括。笔者完全赞同这个概括。周恩来尽管不是20世纪中国三次革命的主要开创者,但是他的思想和业绩与这三个历史伟人都有密切的关联。综合他在多方面的突出贡献和影响,用中华民族历史上评价人物的“三不朽”的标准来评价周恩来,在笔者看来,无论就他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作用而言,还是从他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来看,或者说,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影响力、对中国人民的亲和力,以及从世界历史对中国历史人物的认同率来看,周恩来都可堪称中华民族的又一位伟人。
从“立功”看周恩来的伟业巨绩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一个先进的、强大的民族,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数百年。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封建帝国渐渐地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发展史看,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在半封建社会中有了半资本主义成分,就对生产力的发展而言,应当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就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变成只能行使部分主权的半殖民地社会而言,则是民族的奇耻大辱。这个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何况这两个半个——“半殖民地”和“半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前者成分大大重于后者成分,因而,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双重统治,使中华民族极度衰败,濒临灭亡的边缘。拯救中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孙中山从19世纪起为此奋斗了40余年。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业,自创党以来一直为此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毛泽东一代主要是解决了第一个历史任务,那么,邓小平一代则更多地是在解决第二个历史任务。
周恩来出生在上个世纪末年。他的一生参与了解决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事业。他为拯救中华和振兴中华献出了毕生精力。他的伟业巨绩可以举出许多,能否说,其大功主要有这样八条:
(一)凝聚中华民族精英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半个世纪的核心领导成员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周恩来虽未参加党的一大,但他是那时寻求救亡、启蒙真理的先进青年。在五四运动时,他是天津地区的学生运动领袖。以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旅欧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旅欧党组织虽然是一个海外支部,但却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的两代核心领导成员,即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周恩来从1924年回到祖国后,就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在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从此,他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直到去世,长达半个世纪。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他是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起了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之一。此后,他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比较成熟的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半个世纪以来,他参与过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斗争,领导过各方面的工作。党的历史与他个人的历史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周恩来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投影。因此,可以说,他既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发生开天辟地事件的一把“利斧”,也是使中国共产党顶天立地的一根擎柱。
(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还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原理应用于中国,改造旧军队,发展革命的军事力量,使党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从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有可能举行南昌起义,为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揭开光辉的第一页。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这以后,他是党的军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负责指导各个地区的农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中央苏区,他参与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领导和指挥的伟大长征的战略转移的实现,也凝聚了周恩来运用军事指挥艺术的心血。此后,他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参与制订各个战争时期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战役计划,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贡献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与制定决策,并组织实施。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有的老同志说,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帅”,不无一定道理。
(三)党在反动统治地区长期进行地下工作和非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同时辅之以非军事战线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首先是从地下斗争开始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直到全国获得解放,党一直进行着公开的和隐蔽的、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军事的和其他各种形式两个方面、两条战线的斗争。周恩来既参与领导军事战线的武装斗争,又一直是反动统治地区的地下斗争、党的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他直接领导建立了保卫、保密和情报工作系统,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保卫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安全,为保护党的骨干和营救被捕同志,为及时掌握敌情并指挥对敌斗争发挥了特殊的巨大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他是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方面工作的总负责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还领导着党在蒋管区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革命长期的白区工作、隐蔽战线和地下斗争中,周恩来展现了非凡的才干,功勋卓著。
(四)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和国总理
周恩来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尽管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政府首脑,但是倍尝艰辛。建国后头8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比较健康,周恩来总理内政外交也比较顺当。在全面开展大规模建设后,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很清楚,又缺乏实际经验。这样,我们党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断发生偏差和失误。周恩来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为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探索。他先是努力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错误,接着为克服主要是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困难而坚决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他尊重知识,广揽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竭力克服那种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倾向。他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为使国家尽快渡过难关而殚精竭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到6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出现向上发展的新气象。
(五)参加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领导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人民获得解放的法宝之一。周恩来在早年担任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时,就帮助孙中山派出的代表在欧洲建立国民党支部,开始了漫长的统一战线的斗争历程。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国共合作实际载体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政治工作负责人,从而成为我党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代表。在抗战时期,他是中共中央驻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既保持了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关系,又广交各界朋友,深入宣传党的主张,扩大了统一战线队伍。到解放战争后期,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努力,一个包括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在内,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已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是历届人民政协的主要领导人,因而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具体实施者。他与各界知名人士都能肝胆相照,建立坦诚的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是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模范体现者。
(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立场,且有泱泱大国风度的中国特色外交的奠基人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特别是它的鼎盛时期,不乏杰出的外交家。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衰败,弱国无外交。新中国成立,翻开了中华民族外交史上崭新的一页。周恩来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直到病重去世前一直领导外交工作。他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重视开展人民外交,主张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他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建立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放在重要地位,既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大国与小国一律平等,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又努力改善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关系,使我们国家的朋友遍及全世界,为形成我国新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并开创了没有大国架子,却有大国风度的新中国外交风格。他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积累了具有解决难以解决的矛盾的高超智慧和经验,善于求同存异,坚持原则而不僵,讲究灵活而有度,服人以理,待友以诚,立言以信,因而成为举世敬仰的天才外交家。
(七)“文化大革命”中力挽狂澜、苦挥危局的中流砥柱
“文化大革命”号称“史无前例”,其破坏性在中华民族当代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国家没有垮掉,是因为始终存在着进行抵制和抗争的力量。就是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也存在着两种发展倾向:一方面,大乱天下的错误发展倾向居于主导地位;另方面,也有一些有利于国家安危和恢复正常秩序的正确决策。周恩来长期处于极其艰难的领导地位。一方面,他的经历、他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他的文化性格和思想认识水平,以及当时的复杂政治局面,决定了他不可能与毛泽东的错误发生直面冲突;另一方面,他又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人苦海”的自我牺牲精神,忍辱负重,尽力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始终反对各种形式的疯狂暴烈行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坚韧不拔的斗争,苦撑危局,努力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他挽狂澜于既倒,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使党和国家免于分裂,起到了任何人难以起到的“中和”作用。他在与党和人民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斗争中耗费了全部精力,过早地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
(八)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和思想准备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各种方式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知名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陈云说,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护下来的。邓小平的复出和被赋予重任,没有周恩来的努力也是不可想像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劫难,幸存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知识界精英,是我们党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的中坚力量。尽管周恩来不可能预料后来历史的发展,但仍然可以说,他为以邓小平作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得以形成作了历史准备;为第二次革命在经过大动乱、大破坏之后不久就有序地展开,积蓄了人才力量。他在70年代初所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也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准备第二次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从以上八个方面对周恩来伟业巨绩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对于20世纪的中华民族来说,其功也“不在禹下”。有一种看法评价20世纪以几位伟人作代表的历史作用说:孙中山追求新中国,毛泽东创建新中国,周恩来维系新中国,邓小平发展新中国。这种说法虽不一定那么准确,甚至还可能产生把历史人物的功绩加以“割裂”之嫌,但作为认识历史人物的某些特点,也不是不可以作为一种参照。
从“立言”看周恩来的思想理论
中华民族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大思想家。这在古代和当代都不少。周恩来也属于这种复合型的中华英杰。
周恩来在1924年奉召回国后,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长期在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层负责处理大量日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数十年来,他一直处于不知疲倦、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状态之中,很少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可以超然地著书立说。尽管如此,他的报告、讲话、文章仍然不少。这些文献大都论述面广,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启迪之言迭出。自大革命时期至他逝世前的半个多世纪里,除少量文字由于政治宣传等需要,或以专文、或以论集出版过外,大量的言论没有面世,广大干部和群众未曾与闻。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著作才得以系统地整理出版。周恩来“立言”量大,据专家估算,他一生的言论,就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说,字数可以千万计。目前已出版的十几种著作只是一小部分(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各种集子的文章也有一些重复),编辑整理出版工作仍在继续中。
由于周恩来长期身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他的言论不能不比较集中地反映党的工作,说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概括党的思想理论。按照十四大、十五大对党的历史所作的总结,党在20世纪领导进行的两次伟大革命中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为邓小平理论)。周恩来既然与这两次革命都有关系,他的言论与这两大理论成果就不可能没有这样那样联系。这就形成了周恩来“立言”的基本特点。研究周恩来“立言”,首先就要了解这个大背景,从其与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两大理论的关系来进行定位。
第一,周恩来所立正确和比较正确之言,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一方面,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科学著作之中;另一方面,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的科学思想理论。因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著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
周恩来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支持确立毛泽东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推动全党实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前已指出,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为使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确立其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发挥了其他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从此,他一直拥立毛泽东为全党领袖,并为全党实现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作出了巨大努力。他多次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①“毛泽东思想的特点,就是把普遍真理具体化”,毛泽东“不是空谈真理,而是使真理和实践相结合”②。
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一些真知灼见,被汲取或概括在毛泽东著作和党中央文件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有机内容。例如,在民主革命时期,1929年秋,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不少内容被毛泽东吸收在其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之中。在建国之后,周恩来在1949年12月的一次报告中提出过农业是基础、工业是领导的思想,成为后来概括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原型。周恩来当初讲的“六大关系”,也成了后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胚胎。
参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和研究,或以毛泽东、或以中共中央署名的一些文电,就是由周恩来起草后经毛泽东等改定的。这种情况在建国前后都有。从最近出版的《周恩来军事文选》中可以看到,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周恩来起草了大量文电,以中央或中央军委或毛泽东名义发出。这些文电成为全面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对长期从事的某些方面工作的系统总结和某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提出的重要思想,尽管不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但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结晶也属于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关于革命基本理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白区工作、统一战线、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知识分子问题,以及党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外交政策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有些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但这些论述同毛泽东本人论述到这些问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或补充、丰富、深化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观点,或对毛泽东的观点作了精辟阐发,或运用毛泽东的观点去说明了新的问题,或与毛泽东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因而不能不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周恩来所立正确和比较正确之言,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
一般地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和内容包括了周恩来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思想,因而,周恩来所立之言,理所当然地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
特殊地说,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之间还多几层不寻常的关系。
一是邓小平过去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受到周恩来多方面的影响。早在20年代的旅欧求学时,周恩来是党和团的旅欧支部负责人,年纪较轻的邓小平就在周恩来等的带领和培养下,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人生之旅。大革命失败后,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上海地下工作年月,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革命战争中,在新中国成立后10多年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关中,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复出重新工作后,直到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有这样长期密切的工作关系和朋友关系,就如同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深刻影响一样,周恩来对邓小平也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
二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共同经历,使他们的思路往往相通,对许多问题存在着共同的思想认识。例如,他们早年都在较为发达的国家留学过5至6年,这给他们的思想以深刻影响(在他们那一代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内,有无这段经历很不一样。当然,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往往是同其他因素一起综合地发生作用的,对不同的人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这种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还不显著,那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尤为突出。对于他们来说,这使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历史文明和发展态势有更多的了解,更能把中国放在世界之中来认识,更具开放意识,更注重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更崇尚规章制度和有序管理等。又如,周恩来与邓小平都长期在第一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当党和国家的“总管家”,负责处理党政军、国内外的大量实际事务。这样的角色地位使他们不能不具有相应的角色意识。比起不在一线的领导人来说,他们考虑问题更能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更具务实作风、更注重经济建设对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提高所起的实际的基础性作用。就周恩来与邓小平之间言,他们的认识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这样,在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中就不能不带有周恩来的若干特点,或者说,他们共具的若干特点。
三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观点直接来自周恩来。比如,关于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最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两步发展战略目标;关于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实现和平统一,但允许台湾、港澳地区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或直接援引周恩来所立之言(当然,这些观点不仅仅是周恩来个人的,有些观点,毛泽东也讲过),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新的经验,把周恩来的一些思想观点发展成目前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形态。这样,邓小平理论的某些内容自然带有周恩来的印记。
四是作为改革序曲的1975年全面整顿受到周恩来高度赞赏。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周恩来在1972年进行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事工作以及解放干部等诸多方面开展的一次初步整顿。在四届人大以后,邓小平主持进行的全面整顿是1972年初步整顿的继续和发展。这9个月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使几乎陷于瘫痪的国民经济出现了转机,许多工作都有了明显起色。病入膏盲的周恩来在做最后一次手术前,特地把邓小平叫到跟前,当着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说:“你这一年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这是对全面整顿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形势开始再度逆转,又要面临困难境地的邓小平的全力支持。1975年整顿是改革的试验。后来的政策就是沿着整顿的思路发展起来的。这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准备阶段。周恩来对1975年整顿的肯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与邓小平理论的渊源关系。
说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渊源之一,这样定位是否有贬低周恩来“立言”之嫌呢?笔者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从宏观的大视角来看,就总体而言,周恩来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上还没有构成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这主要不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的局限,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地位以及他的历史使命所致。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核心,周恩来是辅佐毛泽东的,他的思想理论不可能独立于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体系之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是主要代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了新时期所面临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主要是历史造就的。周恩来再伟大,先于毛泽东就去世了;没有赶上新时期,不可能看到后来的发展。因此,笔者不赞成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尽管笔者也是非常崇敬周恩来的)去另外构造一个什么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相并列的独立的思想体系性的东西。
不去提出一个什么新的体系性的东西,丝毫不等于周恩来“立言”不伟大,正如不把周恩来作为一个什么“核心”去认识,不等于周恩来“立功”不伟大一样。这样的定位,也丝毫不影响周恩来“立言”的独特价值。就研究周恩来的生平和思想而言,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了那么大的贡献,他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应当深入研究他所以会有如此的思想理论。特别是研究他的关于经济建设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科学教育文化工作、外事工作,以及国家管理工作等等方面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对于指导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从“立德”看周恩来的精神风范
中华民族是个注重“立德”的民族。自古以来,选拔人才的标准都是“德才兼备”,强调“德”是第一位的。历史上不少伟人立之大德,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周恩来从小就受到这方面的良好教育,表现了高尚的志向。他在沈阳东关小学堂写的那篇被批阅为“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的文章中论及教师的责任写道:“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③这段文字出于一个14岁孩子之手,不能不令老师们惊叹。它反映了少年周恩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注重道德修养的人才观。在天津南开学校,他强调立大志,鄙视那些汲汲于名、于利之徒,他写道:“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④
这“不私于个人”,可谓是周恩来一生的座右铭。在中华民族身受多重压迫,处于灾难深重的世纪之初,他正是怀着这种“不私于个人”之大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去寻求济世救民的真理。“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⑤。他远涉重洋,留学日本,考察欧洲,经过对于流行的各种主义的推求比较,最后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如他所郑重宣布的:“自从选定这个目标之后,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为了“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宁愿牺牲一切⑥。
注释:
本文原有四个部分,这里选录了后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用中华民族的‘三不配’标准评价周恩来”因全书篇幅所限,没有选入。
①、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8页、第336页。
③《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国文成绩》,奉文图书印刷所出版,1931年仲冬。
④《尚志论》,作文手稿。
⑤《周恩来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47页。
⑦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华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2月1日。
⑧《过好“五关”》,《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7页。
⑨、⑩参见拙著《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第5页。
11[美]约翰·吴德施:《周恩来其人其事》,《西方人看周恩来》,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12《谁损英名谁逆潮》,《革命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13、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8页、第260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原载《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